各民族建筑艺术的交融

2009-10-27 21:39:05 作者:56china 来源: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中华民族包括个民族,这些民族的族源各不相同,但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随着民族的迁延、屯田、移民戌边及朝代更迭、经济往来日益增多,各民族之间的联系不断加强,民族之间的文化也相互融合、相互影响。一方面边疆各少数民族文化流入中原,对汉文化产生巨大的影响;另一方面汉文化不断向四周扩散,又促进那里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文化特点。这种融合与影响表现于文化的诸多方面,在建筑艺术上也有所体现,尤其是元朝和清朝皆为少数民族所建立的朝代,更是促进了汉族建筑艺术与少数民族建筑艺术及各少数民族建筑艺术之间的融合。

 

 四川阿坝马尔康卓克基官寨

 

 四川阿坝马尔康卓克基官寨

一、汉族建筑艺术对少数民族建筑的影响

  汉族的建筑艺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形成了独特的建筑艺术特征,闰要表现于:①以木构架为主体,建筑材料以木材为主。②以斗拱为结构的关键并作为度量的单位。③在外部轮廓中,有高大的台基,屋顶式样繁多,有虎殿、歇山、悬山、固顶、攒尖顶以及单坡、十字脊、丁字脊、拱券顶、盔顶、圆顶等以及由这些屋顶组合而成的各种复杂的形体,并相对有各种脊吻、檐边、转角等各种曲线,柔和而壮丽。④院落的组织上,除主要建筑殿堂外,附属建筑多用配厢、夹室、廊虎、前殿、围墙等,并为沿中轴线左右对称的布局。⑤建筑色彩的使用,隋唐时期的邪第、宫殿、庙宇多为白墙、红柱,屋顶覆以灰瓦、黑瓦及少数琉璃瓦,脊与瓦采用不同的颜色;宋、金时期使用白石台基,红色的墙、柱、门、窗及黄绿各色的琉璃屋顶,而在檐下用金、绿青等色的彩画。这种方法到元代基本形成,明代则更为制度化。

  汉族建筑艺术,在强大中央王朝建立以后,不可避免地对少数民族的建筑艺术产生巨大的影响,并表现于各类建筑之中。

  西藏建筑从7世纪唐文成公主进藏时起,便受汉族建筑艺术的影响,并历久不衰。

 

广西程阳桥村中戏台

 

广西程阳桥村中戏台

  受汉文化的影响,康定地区藏族土司的“官寨”,在平面布局、装修结构等方面均依照汉式建筑的做法,其中的卓克官寨的形制受汉文化的影响最为强烈。它的建筑平面及外观采用中轴对称的形式,侧面则为前低后高,采用拖压的做法,正面大门设在南屋正中,神圣的高大经堂位于北屋正中,两厢皆做成坡面屋顶(唯北屋坡顶是山面向前仍为藏式)以示尊贵。土司规定其他任何人都不能建坡面屋顶。房间的内部装修,如栏杆、窗格皆为仿汉式的花纹,但不难看出其中的结构、用材、技术、房间安排乃至厕所的处理等,仍属于藏族建筑的传统方式。

  藏传佛教建筑作为西藏建筑的一个方面,也反映出汉式建筑的影响。大昭寺的觉康主殿从柱头方斗的设置到梁架中大雀替的处理手法和木楣檐木刻半瓦当的形象,都明显地带有汉式早期建筑的痕迹。在建筑的平面构图上,大昭寺的主要建筑庭园,一般采用正方形或近似正方形,这与佛教中坛城(曼陀罗)方形建筑很有相似之处。大昭寺一开始为砖木结构,后为石木结构,在建筑中汉式建筑的斗拱被广泛采用,顶部为歇山式屋顶。

 

福州琴江满期族村的古戏台

 

福州琴江满期族村的古戏台

  侗族文化自成体系,但在长期的历史进程中,不少方面受中原文化的影响。鼓楼吸收了汉式木构建筑的某些特点,与自身的风格渗透在一起,既有完美的建筑艺术,又有浓郁的民族气息。表现鼓楼建筑艺术吸收汉文化影响最为明显的是塔式鼓楼。它的尺度虽较古塔为小,但在侗寨中却仍有挺拔的外观效果,平面呈正方形,规整、对称,而屋顶形式则更为丰富,有歇山顶、悬山顶、多角攒心顶以及这些屋顶的相互组合。

  云南信奉小乘佛教地区的佛寺建筑,分为宫殿式、竹楼式、竹楼宫殿混合式三种。除竹楼式佛寺保留傣族建筑艺术的风格外,其余二种佛寺建筑均不同程度也吸收了汉族建筑艺术的特点。

  宫殿式佛寺建筑的总体布局、殿内陈设、佛塔形式均保持小乘佛教的特点,但大殿和山门的外形结构已明显受到内地汉族大乘佛教寺院建筑的影响,并有汉族建筑艺术的特点。大殿的上层以梁、模、椽、架等构成主体框架,顶部为重檐式多坡面结构。耿马总佛寺大殿为两偏厦三重檐古式建筑,屋顶是用瓦覆盖,檐坡度约为30°,比西双版纳一带大殿顶层的坡度平缓,而与内地佛寺基本相同。而景谷县谦糯寺建筑的山门全部模仿内地的牌坊结构,上段为木质,下段为石质,底部为须弥座,上为三重檐覆盖青灰瓦,牌门正中用汉文书写“清佛寺”三个大字,落款有“乾隆戊戌季春旦”的字样。

  竹楼宫殿混合式佛殿的典型是德宏芒市场的菩提寺。大殿顶部为二重檐多坡面结构,檐面坡度平缓而内地大乘佛殿形式相似,远处望去,重叠相椅,富丽堂皇。山门亦仿内地,在石阶两旁,雕刻有石兽,技艺精巧,另有红墙绿瓦,颇富内地寺院气派,显然受内地大乘佛教建筑的影响。只在殿堂的底部仍旧保持傣族民间竹楼风格,殿内陈设亦都是小乘佛教所特有。

二、多民族建筑艺术的融合

  还有一些建筑反映了多民族建筑艺术的交融。

  蒙古族从明代(1368—1644)起,大量吸收了汉族文化,到清代(1644—1911)得到更加密切的融合,这种情况反映到建筑上是城市中的寺院完全采用了汉族传统的佛寺布局方式,除大经堂的平央、空间处理仍然保持了藏传佛教经堂的特有形制外,其他建筑都与汉族建筑一样,充分反映了蒙、汉、藏三族建筑艺术的交融。

 

侗族凉亭

 

侗族凉亭

  青海塔尔寺在青海省东部的湟中县境内,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新高度大寺院之一。塔尔寺的建筑具有特殊的风格。首选取,一般的藏族寺院,多采用高大粗糙的石墙,而且外墙部分很大,形体坚实有力,与华丽的木装修及金顶在质感与色彩上构成强烈的对比;主体建筑物之前必有广阔的庭院或广场,借此给人以充分感受建筑的空间,给人以坚实、有力、崇高和雄伟的印象。而塔尔寺的建筑,大多数建筑直接接受了当地的制砖技术采用砖墙,且大面积外抹白灰(西藏、甘南等地的寺院是极少用砖的),其色调、质感的分量,显得比石墙轻。其次,塔尔寺运用木结构坡屋顶数量很多,有些坡屋顶又多是甘、青一带汉、回族建筑的做法:屋檐出檐较大,斗拱纤细繁复。一些佛殿在屋顶结构、装修等方面,有明显的河州工匠的手法。门、窗、柱头等部分雕镂细腻,大量使用砖雕。几座比较重要的建筑,使用琉璃砖或琉璃雕花墙面,屋顶也用琉璃瓦,而这些琉璃、砖雕等无论从纹样或雕技上看,和甘肃西南部地区所见相同。可见塔尔寺的建筑,更多地接受了当地汉、回民族建筑的影响,是藏、汉、回建筑技术融合的结果。

  承德是由北京东北通往内蒙古的一条通道。清朝皇帝为了抵御沙俄侵略者,便于联系和团结蒙古族、藏族等少数民族,从公元18世纪初起在这里建造离宫,兼任避暑之用。围绕离宫的东面和北面的山地上建有十一座藏传佛教寺院,现存八座,称为“外八庙”,即傅仁寺、普宁寺、普佑寺、安远庙、普乐寺、普陀宗乘庙、殊象寺及须弥福寿庙。其中普陀宗乘庙是模仿布达拉宫修建的,须弥福寿庙是模仿札什伦布寺修建的。这些建筑的形式,吸取了西起西藏、新疆、北到蒙古,东南到浙江等许多地区著名建筑的特点,集中了当时建筑上的诸多成功经验,反映了当时民族文化交融的情况。

  这些寺院在总体处理上,有些利用山势的自然坡度布置建筑,有些则作了较多的人工处理,把坡地处理成几个不同高度的台阶,在各个台阶上对称地布置建筑。建筑布局大部分采用对称方式,但普陀宗乘庙和须弥福寿庙则只是前面部分对称,其他部分随地形而变化。部分寺院还附有园林,但处理手法不同于一般的园林,而是就自然地势略加人工点缀,把山石树木结合到一起,也有些山石花木的处理主要是用来衬托建筑,给某些严整的建筑增添了不少生趣。

  承德外八庙在主体轮廓上发挥了藏族寺院的特征,对主体建筑采用加大体量、提高基座的手法,尽量使其形象突出。以山门外地面为基准,普宁寺大乘阁基高出13.25米,阁通高36.75米;普乐寺旭光阁基高出17.60米,加阁城通高39.6米,兀突于其他建筑之上。普陀守乘庙和须弥福寿庙的大红台本身就是一个大体量的基座。

 

西藏墨脱过溜索的门巴人

 

西藏墨脱过溜索的门巴人

  这些寺庙在造型上留有汉、蒙、藏建筑手法相交融的痕迹。大乘阁外部有六层屋檐,但下部两山墙上又辟盲窗三层,通体如五层高阁。用辟盲窗的方法以增加建筑装门面层数,是藏族的传统手法;而大体量的木构屋顶和大面积的菱花格装修,又富有蒙古族建筑特点;上部五个屋顶组成一个整体,既保存它所模仿的西藏桑耶寺原型,又做了新的组合,发挥出汉族屋顶的艺术形象。安远庙普渡殿的立面,吸收了汉族传统城楼形式,把下面两层处理成汉族城楼的基座,厚墙上又辟狭窗,略带藏族建筑风格。

三、外来建筑艺术的中国化

  外来建筑艺术捉国化主要是指回族的清真寺建筑。随着伊斯兰教的传入及时间的衍进,原来保留有浓厚阿拉伯风格的伊斯兰教建筑,逐渐吸收汉族建筑艺术手法,形成具有独特风格的中国式的伊斯兰教建筑,最具代表性提回族清真寺。这些清真寺大都采用中国传统的四合院布局形式和木结构系统。中国化清真寺的结构体系和建筑形制,表现于大门、邦克楼和礼拜大殿等主要建筑上。

  自明以后,阿拉伯式的拱券大门在内地回族清真寺中已不多见,而为中国式的庙门制度所代替。河北泊头市清真寺寺门坐西朝东,寺门前有上马石两块旗杆一根,两侧有古式雕刻扇面八字墙陪衬,衬墙两边各开一便门供人出入。寺门门扇系朱红大漆,吊耳铜环,上端为武式古栅出厦,五脊六兽硬山筒布瓦屋面,系仿北京午门样式。

  代替阿拉伯尖塔式砖砌邦克楼的基本上是中国传统的木结构楼阁式建筑。甘肃兰州解放路(西关)清真寺邦克楼,位于大殿与大门之间。楼高四层,下层平面为文武,兼作大门之用;上层为六边形,主要用六根木柱通达上下,但其中有四根为垂柱(吊柱),系中国穆斯林工匠的大胆创造;最上层不用立柱同,只用厚木枋架起并中间开一壶门,枋上安的斗拱出三跳,为当地特殊做法。楼的四壁周围有栏杆,在第三层楼的栏杆前后均有一小段如飞桥跳出屋面之上,系辽代独乐寺、观音阁及宋代《营造法式》所规定的制度。每层楼板正中央,均开一六角形洞口,用栏杆围起,使每层楼上下都可以由内部互相看见,楼井周围的木栏杆与楼外围的木栏杆内呼外应,玲珑可观,整座邦克楼给人以宏伟庄严之感。 

  这些清真寺的礼拜大殿以及主要配殿,通常都是大木起脊式建筑,用斗拱。大殿一般由前卷棚、大殿殿身、后窑殿三部分组成。这三部分各有起脊的屋顶,上面用勾连搭的形式连在一起,形成一座完整统一而又起伏灵活的大殿建筑。一座大殿,经过几十年、百年之后,因穆斯林人口激增,殿内容纳不下时,即可用几个勾连搭,将大殿扩充增大,故清真寺大殿平面多为窄而深的长方形,这种建筑结构自明代以后便普遍使用于内地回族清真寺院较大的礼拜殿,成为中国内地回族清真寺的一种典型形式。同时,大殿的平面积型制也富有变化,有矩形、凸字形、工字形、十字形等多种,后窑殿一般不采用砖砌圆拱的做法,而是亦木亦砖,搭配使用,后窑殿的样式更是百花齐放,有单檐、重檐、三重檐的十字脊式及各种宁式脊,变化繁多。

 

广西三江程阳风雨桥

 

广西三江程阳风雨桥

  内地回族清真寺的建筑装饰更是集伊斯兰装饰风格与中国传统建筑装饰手法之大成,既能把握建筑群的色彩基调,突出伊斯兰教的宗教内容,又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装饰手法而取得富有伊斯兰教特点的装饰效果。最为鲜明的表现是清真寺的石工装饰,抱鼓石、盘龙柱、盘花柱、石柱基础上面的雕饰,中国风味十足。寺内照壁上更有上国传统建筑中常见的“二龙戏珠”、“麒麟走兽”,八字墙上布满琉璃,屋脊上的吻兽、抱鼓石的狮子更是突破了伊斯兰教建筑装饰基本不用动物形纹的原则,使之具有浓郁的中国特点。

  内地清真寺大多具有浓厚生活情趣,反映出中国穆斯林不避世厌俗、注重现实的生活态度。他们在寺院内遍植花草树木,设置香炉、鱼缸、立碑悬匾,堆石叠翠,掘地架桥,大有“小桥流水”的园林风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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