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创少数民族文学新天地
2010-01-22 15:26:19 作者:56china 来源: 浏览次数:0
少数民族所聚居的地域或许边缘,但每个民族的文化之脉并不因此单薄。少数民族文学,正赋予少数民族以言说的声音与空间,凝聚着各族同胞的心灵,形成我们的精神合力。</p>
本期“文化圆桌”,邀请到正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四位少数民族作家。他们结合自己的创作感受,用诗意的语言阐述关于少数民族文学的思考,流露出深切的民族关怀和社会责任感,值得大家关注。</p>
书写民族团结的历史</p>
阿拉提·阿斯木 (维吾尔族)
改革开放以来,西北地区的民族文学创作出现了历史性的飞跃。党和国家的力量,是我们繁荣文学创作的基础。</p>
就新疆少数民族文学而言,解放初期我们只有一个文学期刊和寥寥几部长篇小说;现在,各个地、州都有了自己的文学期刊,长篇小说800多部,其他体裁的文学作品数量更多,而且都是由民族作家用母语进行创作。其中,许多作品在全国评比中获奖,还有许多优秀的作品被翻译成了汉语和其他文字。通过文学创作,让更多的读者了解到新疆民族文化和民众的精神面貌,是我们民族作家的责任。</p>
作为新疆少数民族作家的一员,我用维、汉双语创作。我知道没有党和人民的培育,就不会有我今天的成就。人类历史从来就不是一条直线,作家的光荣和幸福就在于通过文学创作传播爱,赋予艰难前行的人们以勇气和信心;民族作家的价值就在于通过文学作品传达积极向上的主旋律,书写民族团结的历史和现实,歌唱我们由各个民族组成的祖国大家庭,鼓励大家共同创造新的明天。</p>
2009年,新疆发生了令人震惊的“乌鲁木齐7·5事件”。7月16日,我们新疆各民族作家在《中国新疆作家、艺术家告世界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让更多人听到我们的声音:“无互爱,不人类。恐怖主义的目的是葬送人们和平安宁的生活,割断人类互爱的信任和纽带,将人类推入民族对立和种族残杀的大陷阱。”我们深信,任何制造分裂的行径都不会得逞,新疆的未来,在党和国家的强有力支持下,会更加美好。</p>
时代在呼唤我们少数民族作家有所作为,我们不能空手告别这个世界。继承优秀的民族文学传统,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文化知识,忠诚地书写人民的生活,是我们不容推卸的责任。而我们笔下的民族文学,则是广交朋友的文学,是和谐和平的文学,是面向未来的文学。</p>
守护人类文化多样性</p>
鲁若迪基 (普米族)</p>
同很多少数民族一样,普米族有自己的语言,但没有自己的文字、自己的作家。如今,普米族人已不乏各级作家协会会员,并多次获得全国少数民族文学“骏马奖”,我自己有幸两次获奖。可以说这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性进步。</p>
在我看来,由别人来书写自己的民族与本民族自己来写截然不同,后者更有意义。我就是带着深深的民族文化的烙印,唱着小凉山的歌走向文坛的:我唱的歌也许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在歌唱,我的声音别人无法替代。</p>
在今天这个全球化的时代里,少数民族文学的意义更加重要。少数民族文学最重要的特性是它的“民族性”。“民族性”不仅是民风民俗、民族服饰,还是一种内在的精神。我们少数民族作者就是应该去书写这种最内在的、只属于这一民族的东西。正是从这一角度来说,少数民族文学的价值不仅仅因为它的“文学样式”,更因为它在人类文化史上独一无二的“文明形态”。从这个角度来说,少数民族作家是人类文化多样性的“守护者”。</p>
只有认识到这个层次,我们才会感到自己肩上的文化重任,才会有更多的人尊重少数民族文学事业。我的终极目的就是成为一个民族文化的“守护者”,用自己的诗歌为人类文明留住一份由3万多普米人共同创造的、如今依然在中国西南的崇山峻岭中鲜活存在着的普米族文化。</p>
当然,民族文化,包括普米族文化并非凝固不变,它会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在文学中坚守的“民族性”,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或“地方主义”,而是以世界的眼光、时代的眼光不断发掘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p>
我们要走的是这样的路:一条溪流(各个少数民族)在汇入长江黄河(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后,依然保持自己的鲜活个性,最终流入宽广的大海,为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和谐与繁荣做出独特的贡献。这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但值得我们为之付出。</p>
传承民族文学遗产
多布杰 (门巴族)</p>
“门巴”意思是居住在门隅地区的人,我的家乡就在中印边界的深山里。那里山高谷深,气候宜人,被人们美誉为“蕴藏的圣地”。</p>
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青藏铁路、林芝机场给西藏插上了腾飞的翅膀;布达拉宫、萨迦寺、罗布林卡得到维修,从农村到城市,从牧区到林区,西藏旧貌换新颜。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也得到了更好的继承和发展。</p>
作为一名人口较少的门巴族作家,我从小成长在门巴族文化和藏族文化的熏陶下。我阅读过许多藏族文学的史籍诗歌、故事、格言等,这些都促使我日后从事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的收集整理工作。</p>
特别是进入上世纪80年代,西藏涌现出了一批用汉语和民族语写作的中青年作家,他们给文学创作带来了生机。这些作品不仅让我意识到文学的历史记述功能,还让我感受到文学的力量。</p>
几十年里,秉持着对文学的爱,我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继续文学创作和民间文学的整理和翻译。如今,当我聆听到众多作家与学者的讲座,与各少数民族作家交流,我对少数民族文学创作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p>
成为本民族发言人</p>
潘红日 (瑶族)
广西民族文学的发展处在多重边缘中,比如地域边缘、文化边缘。当民族特色被无限重复、不断翻炒之后,民族文学的出路在哪里?这个问题困扰了我很久。</p>
进入20世纪90年代,答案渐渐明晰。我惊奇地发现,仫佬族作家鬼子正在消褪民族的外衣,一篇《被雨淋湿的河》敲响了他的“瓦城三部曲”,为他赢得了鲁迅文学奖。在他的左右,壮族作家凡一平、李约热,瑶族作家光盘等,都用纯粹的汉语进行写作,这种现象被评论者称为“边缘崛起”。</p>
这是与自身少数民族身份渐行渐远吗?不,不是!恰恰相反,我们在和边缘同行。以前我们的发言人家听不懂,不是因为我们的发言不精彩。明白这个道理以后,我们转化了发言方式,并且开始意识到边缘文学的优势——当我们在边缘处站起来张望,我们能够看到一个更壮阔多元的世界。</p>
创作实践中我深深感受到,无论作家来自哪个民族,都应该与时代同步,第一个感知到时代为本民族带来的变化,并成为本民族的发言人,甚至是先知者和预言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丢掉传统,否则这个民族从文化意义上也就消亡了。</p>
贴近时代的脉搏,在唤醒民族意识的基础上,挖掘我们民族的特性,创新写作模式,相信我们的文学将更上一层楼。</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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