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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拉族生产观念与生产实践

2012-12-16 22:17:36 作者:马明良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长期以来,撒拉族研究多侧重于上层建簧领域,如哲学、宗教、文学、艺术、教育、社会、习俗等;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对经济领域的研究被人们所忽略,成为一个薄弱环节。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要求各民族不断发展、不断繁荣。这样,对各民族经济的研究,就历史地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探索各民族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和未来趋势,把握其特点和内在规律,成为社会科学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基于这一认识,本文仅就撒拉族生产观念和生产实践作一初步探讨。</p>

  经济的发展首先有赖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人是生产力的主体因素,也是生产力三要素中最能动最活跃的因素,人的精神状态、思想观念、心理素质如何,直接影响着生产力的发展,因此,研究撒拉族经济不能不首先探讨其生产观念。<br />   
  一、撒拉族生产观念及其成因

  撒拉族生产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因素,一是自然地理条件,二是宗教信仰。</p>

  先谈自然地理条件。人的观念、意识是客观存在的反映。一个民族生产观念的形成与他们所处的自然条件、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撒拉族生产观念的形成正是如此。</p>

  撒拉族聚居的循化县是全国唯一的撒拉族自治县,位于青海东部,地理座标:北纬35°25′── 35°56′,东经102°04′──102°49′。东西长68公里,南北宽57公里,总面积约为2100平方公里。东与甘肃省积石山县和临夏县接壤,西与尖扎县交界,南与甘肃省夏河县和青海省同仁县为邻,北与化隆县和民和县相连。</p>

  循化县地处黄土高原西端向青藏高原的过渡地带。四面环山,山俗相间,南高北底,海拔1780米至4635米,相对高差28855米。在总面积中,山岭面积占73.2%,丘陵和河谷平地只占26.8%。因地势高低不同,全境可分为川水、浅山、脑山三类地区。川水地区地形平坦,海拔约1840米,年平均气温10°C左右,无霜期约220天,年降水量300多毫米,土壤多系红粘土,适宜于麦类作物和各种瓜果蔬菜的生长,一年可两熟。浅山地区,海拔2200米,年平均气温 6°C,无霜期180天,土壤多系白砂土,一年一熟。脑山地区,海拔2500──3000 米,年均气温4°-5°,无霜期120天,土壤多系肥沃的黑钙土,适宜种植青稞、洋芋、油料等耐寒作物。另外,境内还有广阔丰美的草原,是优良的天然高山牧场,而且境内山多破多草,适宜发展畜牧业和养殖业。</p>

  全县2100平方公里(合315万亩)的总面积中,耕地只有13万亩,(其中水浇地6.5万亩、旱地6.58万亩),占总面积的4.15%;林地68.57万亩,占21.76%;草地213.55万亩,占67.79%;人均占有耕地1.34亩(其是占有水浇地0.70亩)。全县人均摊水量为2984立方米;每亩耕地摊水量是1818立方米。县境水资源贫乏,干旱缺水一直是制约农业发展的一个因素。</p>

  由上可知,撒拉族聚居区,山高岭峻,干旱缺水,自然条件较差。这样一种恶劣生存条件,迫使撒拉族人民战天斗地、披荆斩棘、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开拓家园、摆脱困境、寻找生路。于是在长期的开发自然、利用自然的过程中,撒拉族形成了坚韧不拔、勤劳勇敢、勇于开拓、敢于冒险的民族性格,形成了只有积极经营、努力生产才有收获、才能生存和发展的意识和观念。这种观念代代相传,不断强化,最终成为整个民族的传统和心理。</p>

  同时,撒拉族聚居区受地下环境的影响,大多数地区气候温和,夏无酷暑,冬无严寒,宜农宜林宜牧。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他们发现,靠单一的农业经济或牧业经济,不能温饱,更不能发展,因此,必须农牧兼营、互相依托、互相促进、良性循环;还要植树造林,从事伐木,发展副业。于是,撒拉族高形成了一种只有多种经营,才能全面发展、才能满足需要的观念。</p>

  另外,撒拉族聚居区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结合部,位于内地农业文化和藏区牧业文化的交汇点人。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他们能够从内地学习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从藏区吸收丰富的畜牧业经验,博采众长,兼容并蓄,引进吸收消化两种文化之精华,为我所用,从中收益,从而形成了亦农亦牧、农牧兼顾的特点,形成了多种经营从中受益的观念。再者,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为其商贸活动带来了方便。他们利用农区人民对各种畜产品和土特产品的需求,利用牧区百姓对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以及其它日用品的需求,搞长途贩运,互通有无,各取所需,彼此两便,在农业文化和牧业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商品交换的桥梁,起到了中介作用。从而促进了商品意识,强化了商业观念。</p>

  再谈生产观念形成的宗教因素。撒拉族世代信仰伊斯兰教。伊斯兰教对其思想,行为、情感心理、观念等有着深刻的影响。撒拉族生产观念的形成,除了自然条件、地理环境的影响,伊斯兰教的作用也不可低估。</p>

  宗教属于上层建筑,它受经济基础的影响,同时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是一般原理,众所周知,无须赘述。</p>

  也正因为宗教属于上层建筑,使得一些人对宗教有一个版面的认识,觉得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它所追求的理所当然是纯精神的东西,它号召人们放弃现实的奋斗和享受,一切听天由命,去向往彼岸的幸福,为此,以“善&rdquo;为唯一追求的目标,跟生产所追求的效益、利润、利益无关无缘。这种认识一般来讲不无道理,但撒拉族所信仰的伊斯兰教则不尽然,伊斯兰教的价值观有其特点,它认为,人类的需要多种多样,丰富多彩,人类有对真善美的向往和追求,希望使人自身的人格得到升华,心灵得到净化,但&ldquo;利&rdquo;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因为人是血肉之躯,有七情六欲,而并非&ldquo;天使”无欲无念;伊斯兰教也像其它一些宗教一样,主张“来世说&rdquo;,但它有一个不同于别的宗教的显著特点,即它的涉世性很强,它既关注人的心灵,也注重人的肉体;它既重精神,又重物质;它提倡今世与来世兼顾,入世与出世并重。它要求人们在为来世的幸福,而敬拜真主,履行“善功”的同时,不要舍弃现实的享受和幸福(《古兰经》57:27),穆斯林常常引用《古兰经》中的一段话向主祈祷:“我们的主啊,求你在今世赏赐我们美好(生活),在后世也赏赐我们美好(生活)”(2:201)。伊斯兰教把为现世奋斗、劳作、奔波、建设看成是“善行”“义举”,而加以鼓励和褒扬(参见《古兰经》62:10、4:100、4:95)。这样,在伊斯兰教里,义利是统一的,对信仰伊斯兰教的人,没有义利对立的困扰和非此即彼的选择。礼拜、祈祷、斋戒、施舍等宗教功修是&ldquo;善行”“义举”;同样,经营现世,通过劳作、奋斗、生产,获取物质利益,也是&ldquo;善行”“义举”、义利统一,不耻于言利,不耻于求利。生主活动,其意义之大,价值之高,可与“圣战”相提并论、同日而语。(《古兰经》73:20)。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伊斯兰教在宗教礼仪方面处处为生产者和远行经商者提供方便,神圣的宗教礼仪让位于现实的物质追求。比如,凡从事繁重体力劳动并以此为生者在斋月可暂不把斋,远行经商者也是如此;而且远行经商者还可以缩短法定拜功,或两个时辰的拜可以并礼,以免增加麻烦。《古兰经》反复强调真主与人方便,不与人为难,尊重和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p>

  人们还注意到,伊斯兰教的历代先知和使者不是以思想家、哲学家的面目出现,往往是以普通劳动者的身份亮相。比如,先知阿丹是个农夫,达吾德圣人是个铁匠,易卜拉欣圣人是个木区,先知穆罕默德幼时放牧,后来经商,他们的生产实践,从另一方面鼓舞穆斯林的生产热情和劳动积极性,使他们成为穆斯林仿效的楷模。因为先知的所有行动被认为是&ldquo;逊乃”(圣行)而加以学习和遵循。至于先知穆罕默德对劳动的赞扬和鼓励,则成为妇孺皆知的事情。比如,他曾讲:“如果末日已经来临,而你们当中谁的手里还拿着一株枣树苗,他来得及栽种下去的话,还是应该叫他栽种下去,那对他来说,还可以享受到一份报酬&rdquo;。&ldquo;按规律谋求生活的人,便是斗士”。&ldquo;末日受刑最剧烈的是赖世人而生活、而游手好闲的人&ldquo;。主张自食其力,勤劳致富。</p>

  在谈到伊斯兰教的生产观的时候不能不谈谈它的产业观。因为产业观对撒拉影响同样很大。伊斯兰教的产业观,总的来讲就是诸业并举,全面发展。</p>

  在伊斯兰教教义里,既看不到&ldquo;重农学派”以农业否定其它产业和“重商主义”无限拔高商业地位而轻视农业和工业的产业偏见,也不存在汉文化中所包含的&ldquo;重农抑商”、&ldquo;无商不奸”等消极观念。伊斯兰教充分肯定各种产业并存的意义,认为每个产业都有其特定的无法取代的价值,对人类生活缺一不可,不能抑此扬彼,或顾此失彼,而应对每个产业都给予足够的重视,诸业并举,全面发展。还认为,从事各种产业,只是一种分工,一种手段,目的都是为了繁荣经济、丰富产品、满足需求。因此,各种产业没有高低贵贱之别,各人只要动机纯正,辛勤劳作,一丝不苟,就有收获,就能获得主的喜悦,主的嘉奖。</p>

  (一)关于农业。伊斯兰教认为,造物主为人类从事各种产业提供了基本资源。农业作为百业之首,基础产业,他提供了土地、阳光、空气和水等必备条件(《古兰经》71:19、55:10)。《古兰经》指出:“他从云中降下雨水,用雨水使一切植物发芽,长出翠绿的枝叶,结出累累的果实&rdquo;(6:99)。&ldquo;我使大地奇异地裂开,我在大地上生产百谷、葡萄和苜蓿”(8:24)。这些经文都说明造物主为人类在农业方面施行了许多恩惠,提供了许多资源,人可以而且应当通过自己的诚实劳动,合理开发,精耕细作,为人群提供更多更好的农产品,以满足人们包括食在内的各种需要。穆圣则进一步阐明了从事种植业的意义,他说:“任何穆斯林若栽树或种田而后被飞禽或人畜所食,被食部分即为那穆斯林的施舍&rdquo;。在他看来,任何人只要从事种植活动,其成果无论为谁(他人甚至飞禽走兽)所享用,都是一种高尚的行为,不仅有经济价值,而且有社会、道德、生态方面的意义。他还鼓励人们开垦土地,发展农业。说:“谁开垦一块无业主的荒地,谁便是最有管业权的&rdquo;。</p>

  (二)关于畜牧业。伊斯兰教同样重视畜牧业,《古兰经》多处指出畜牧业在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其中有一节是这样的;“他创造了牲畜,你们可以其毛和皮御寒,可以其肉和乳弃饥,还有许多益处&rdquo;(16:5)。这节经文明确指出了畜牧业在满足人们衣食方面的意义。还有一些经文说明了牲畜作为运输工具对人们带来的方便:“牲畜把你们的货物驮运到你们须经困难才能到达的地方去&rdquo;(16:7),&ldquo;他创造马、骡、驴,以供你们骑乘,以作你们的点缀”(16:8)。&ldquo;还有许多益处”,指的是不被当时的人所认识的,可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将会被人们认识和利用的方面。</p>

  (三)关于商业。伊斯兰教注重商业,人所共知。在穆斯林的历史上,教与商结下了不解之缘。教鼓励商,而穆斯林的商业活动反过来又促进了教的传播。教所追求的&ldquo;义&rdquo;,和商所追求的&ldquo;利&rsquo;有机结合,和谐统一,互相促进,各得其所。伊斯兰教认为,商业是各种产业之间的桥梁,它促进通,丰富商品,活跃市场,引导消费,刺激生产,功不可没。因此,伊斯兰教充分肯定商业的价值,认为商业是真主最喜爱的产业之一。穆圣对商人怀有敬意,他曾讲:“商人犹如世界上的信使,是真主在大地上可信赖的奴仆”,他最敬重诚实的商人,说:“诚实的商人在报应日将坐在主的影子之下”,还说:“我是个商人,每派商队必早晨,获利颇丰”。的确,他本人曾经就是个商人,而且是一位非常精明的商人。因此,穆斯林把经商当作“圣行”来看待,从而对商业倍加重视,对商人格外尊重,重商和崇商的价值观成国伊斯兰教价值体系中的一个显著特点,经商成为各穆斯林民族悠久的传统之一。</p>

  (四)关于工业。伊斯兰教不轻视工业,《古兰经》多处提到炼铁、炼钢、造船和制造铠甲等,说明工业的重要性。穆圣则以高度赞扬的口气说:“安拉喜爱精炼的工人&rdquo;、&ldquo;安拉喜爱有技术的信士”。他还要求人们尊重工人,善待工人。他认为,一个民族若仅仅满足于单一的农业经济,则会导致灾难,甚至会遭受屈辱。</p>

  此外,伊斯兰教对渔业等也有一些论述,因与撒拉族关系不在,此不赘述。</p>

  由上可知,撒拉族生产观念的形成有两个因素:自然地理条件和宗教信仰。这两个因素综合作用于撒拉族,使他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的生产观念,这些观念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点:一是积极经营,努力生产,开拓进取,不断劳作。二是诸业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避免单一。</p>

  二、生产观念对生产实践的影响</strong>

  观念形态的东西具有很大的惯性,尤其是某种观念一旦变为一种民族的传统以后,就更具有很大的稳定性和传承性。何况撒拉族生产观念的形成有现实环境的促成和宗教信仰的推动两个因素,受到这两种物质和精的双重影响,使得这种观念更加牢固,更加深入人心。特别是当这种观念对带上信仰的色彩以后,对人们生产实践的影响,更加非同寻常,更加不容忽视。</p>

  具体说来,撒拉族生产观念对其生产实践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经营、开拓进取的观念对其生产积极性的影响;二是诸业并举、全面发展的产业观对其多种经营活动的影响。</p>

  先谈第一个方面。首先,伊斯兰教注重经营现世,提倡诚实劳动的精神,作为一种内心的信仰,注入到撒拉族的灵魂深处,这种精神通过不断实践,不断巩固,不断强化,内化为他们的内心信念、内心动力、内心责任、内心情感,根深蒂固地溶化到他们的血液里面;进而外化为每个人的自觉行为、自觉行动,最后又反馈社会而形成整个民族的同构共识,成为一种普遍认同的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这种已成为社会文化和价值观念的精神,极大地鼓舞他们奋发向上的斗志,激发了劳动热情,调动了生产积极性,增强了面对任何艰难困苦的勇气的力量,形成的积极乐观的人生观和崇尚劳动,注重创造的价值观,从而成为撒拉族经济发展的一种内在的激励机制。他们觉得,既然今世的劳作、生产,既可以带来现实的利益,改善眼前的生活,又可以取悦于真主,受到真主的嘉奖,一举两得,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何况现实的自然条件又是如此恶劣,只有奋斗、劳作,才能生存,才能发展。他们有的是健壮的体魄和充沛的精力,加上信仰上的激励,使他们精神振奋,信心十足,土劲倍增,以一种特有的积极进取的态度面对一切,接受任何来自大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挑战。</p>

  当年,为数不多的先民(据信有数百人)背井离乡,从中亚迁到循化时,所面对的是一个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境内山高岭峻、干旱缺水)和十分复杂的社会环境(周边民族语言、文化、习俗、信仰与己迥然有别,而且人多势众,构成一定威胁)。可他们凭着坚定的信念,顽强的斗志,披荆斩棘、开垦土地、兴修水利、努力生产、开拓家园、奋发图强,终于在一个陌生的、荆棘丛生的环境中稳定立足,不但人口增加、民族壮大,而且社会经济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在六、七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撒拉族人民以一种坚韧不拔毅力,用勤劳的双手,播种庄稼,牧放牛羊,植树造林,远行经商,开拓开发了这片贫瘠的土地,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撒拉族经济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当中有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特别是有政策的引导,但对于一个笃信宗教的民族来说,伊斯兰教内在的激励机制,依然在发挥着无形的作用,不可抵估。广大群众多年来被压抑的生产热情又一次迸发出来,创造能量又一次被释放出来。现在,有国家法律的有形保证,有信仰的内在动力,有美好生活的召唤,他们的生产积极性更加高涨,生产热情更加饱满,农业畜牧业迅猛发展,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商业、服务业空前繁荣,一个多种经营、诸业并举,全面发展的生产格局已经形成。对于撒拉族的开拓精神和生产能力,连著名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也深有感触,他曾考察少数民族地区以后,意味深长地说道;&ldquo;每个民族在中国民族大家庭中都有自己的优势,循化的撒拉族就很突出,虽然它的人口不多,但是它具有别的民族不具备的条件。他们有强健的身体,善于在高原上强劳动,又善于经商贩运,上青藏高原做生意,搞劳务”(见《青海社会科学》1987年第6期)。</p>

  再谈第二个方面,即诸业并举,全面发展的产业观对各项生产活动的影响。前文已经谈到,撒拉族所处的地理环境,宜农宜牧,宜林宜商,为他们从事多种经营提供了现实的物质条件,而伊斯兰教诸业并举,全面发展的产业观又从观念上强化了多种经营的意识。现实的条件和信仰的驱动相结合,推动了各个产业的发展。</p>

  (一)农业生产活动。撒拉族聚居区适于农业生产。尽管撒拉族从事农业生产是由特定的自然条件决定的,但是他们能够在陌生的环境中适应一种新的自然条件(气候、土壤、水质等有别于先民原先生活的中亚地区),通过长期实践、长期试验,在农业生产方面赶上甚至超过周围一些民族的发展水平,并在此基础上总结出一套会新的播种耕作经验和方法,创造出一种独特的农业文化,这当中不能否认来自宗教信仰的巨大动力。正是由于宗教信仰和特定的自然、社会环境而形成的民族精神的推动,生产观念的牵引,使农业生产有了较快的发展。据《循化志》记载,到清雍正四年(1726年),撒拉族已开垦水地6530段,旱地136段(这些都是土司向官府上报之数;实际数当不止于此)。当时,循化地区的水地已开垦完毕,并开始开垦山地和旱地(见《循化志》卷一)。乾隆初年,撒拉族有2500余户,约13000余人,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一亩半左右(见《循化志》卷四)。这时的水利建设也有一定规模,已修街子工渠、张尕工渠、查家工渠等几十条水渠,不少水渠规模宏大,如查家工渠、河东河西两条绵延20多里,灌溉1790段。对此,《循化志》卷七以赞叹的口吻说:“惟撒喇回民&hellip;…颇有水田,得灌溉之利。&rdquo;与此同时,农作物品种也日渐繁多,“附城左右多种青稞、小麦、大麦,而大麦尤多,豆则小豌豆、小扁豆、白豌豆、蚕豆、绿豆。园中间有种刀豆者。秋天种大子、谷子,其荞麦则青稞割后方种”。&ldquo;菜蔬则本城保安、起台、边都皆有。胡麻、芥子、隆乌寨亦间有之。白菜多而佳。唯红庄撒喇种之花椒与川椒稍逊,别工之花椒则不及也&ldquo;(《循化志》卷七)。园艺技术和庭园经济更是他们的&ldquo;长项”,各家的房前屋后总有或大或小的庭园,其中多种植瓜果、蔬菜,既丰富了食品种类,优化了食物结构,增加了家庭收入,同时还美化了环境,创造出一种五谷丰登,安居乐业的氛围。大小村庄、绿树成荫、果实累累,对此,《循化志》描写道:“菠菜、瓠子、芹菜、茄子、黄瓜、菜瓜、胡芦、西瓜、葱、韮、蒜、苜蓿、山药,园中皆有之。&rdquo;“果则桃、杏、苹果、林檎、枣子、葡萄佳;核桃尤佳,出积石关者皮薄。梨名为长把梨,味酸;有一种形尖者,名油交团,颇甘;甚至冬熟者,名冬果,形圆,味尤佳。&rdquo;这也算是当时一个内地官员的考察报告,当时撒拉族农业发展状况从中略见一斑。这此不仅反映了民族经济的长足进步,而且也标志着该民族农业文化的趋于成熟。目前,撒拉族聚居的循化县已改变“干循化&rdquo;(干旱缺水之意)的面貌。水利设施越来越完善,农作物品种更加丰富,农产品产量逐年提高,科学种田的能力不断增强,农业机械化程度越来越高。包括粮油、林果、蔬菜等多品种、高产量的农业体系业已形成,该地区已经成为青海省重要的瓜果蔬菜基地和粮油高产区,不少人成了粮食、林果重点户和专户。</p>

  水利设施。截止八十年代末,全县共建成引水渠道202条;水库2座,总库容835万立方米,涝池58座,总蓄水是107.5万立米,机电灌站78站,装机7241马力,机电井14眼,配套动力672马力,有效灌溉面积达8145万亩。</p>

  农作物品种和产量。全县农作物品种86个,其中小麦品种46个,油菜品种13 个,以奥罗和门源小油菜为主。豌豆品种8个,洋芋品种7个,蚕豆品种2个,胡麻品种2个。农产品产量逐年提高,1949年总产量1000万公斤,1990年达3000万公斤,其中小麦亩产在500公斤左右,县内瓜菜品种近百个。1985年瓜菜种植面积1500亩,商品率在85%以上。有各类果树品种117个,其中苹果、花椒、核桃远近闻名、畅销全国。果树经济效益十分显著,查汗都斯乡苏志村户均果树收入2000元,有的甚至达万元以上。</p>

  (二)畜牧业生产活动。撒拉族对畜牧业特别重视,尽管他们聚居的地方不是牧业区,牧业没有成为他们的主要产业,但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仍有重要地位。他们根据自身实际,采取草原放牧和家庭养殖相结合,以家庭养殖为主的方式。除小面积的草原族牧以外,各家各户用种植业所提供麸糠、秸杆饲料养殖牲畜家禽;而养殖业又为农业提供敢大量的有机肥料、畜力以及人们日常所需要的肉、蛋、奶和毛皮料。农牧兼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使大农业处于良性循环状态。</p>

  元、明、清三代撒拉族经营着相当规模的畜牧业。撒拉族在明代200多年中,是河州卫“中马十九族&rdquo;之一,每年参加&ldquo;茶马互市”,纳马易茶。明初,每年纳马大约80余匹,到嘉靖时达200余匹。没有一定的畜牧业规模,小小一个撒拉族纳这么多马是不可能的。其它牲畜因不在“茶马互市”范围,其数量未被记载,但从解放初以及更早的情况看,他们养殖的牛羊数远远超出马的数量。当时撒拉族的婚嫁礼俗也反映了畜牧业经济情况。聘礼一般是“马二匹,或马一匹骡一头,如家贫无马骡者可用四小牛换之,择日送女家&rdquo;(《循化志》卷七),用牲畜作聘礼,恰好说明了畜牧业在社会经济中的地位。那么牲畜家禽的种类主要有哪些呢?《循化志》卷七指出:“畜则髦牛,髦牛同家牛生者为犏牛,犏牛同髦牛生者为哈力巴,家牛同犏牛生者亦为哈力巴,哈力巴同各牛生者为犏犍牛,羊则绵羊而尾小。&hellip;…鸡狗与内地同。白庄,街子二处近年抱鸭渐多。&rdquo;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撒拉族地区发挥传统产业优势,畜牧业得到了更大的发展,除各家各户小规模的经营以外,还出现了很多牛羊育肥以及兔鸡养殖专业户,不仅增加了农民收入,而且丰富和活跃了商品市场。1985年,全县有各类牲畜164371头(只),其是绵山羊105068只,牛41689头,马骡4226头(匹),鸡50700只。随着牲畜数量增加,商品率不断提高,畜产品收购量不断上升,1985年全县牲畜出栏25383头(只),当年收购绵山羊毛45691公斤,鲜蛋3617公斤,收购绵山羊皮17653张、牛皮1918张。当然,这些是全县的统计数字,但撒拉族在其中占很大比重。</p>

  (三)工业和副业。撒拉族一方面受伊斯兰教工业观的启发和影响,另一方面从自身的历史实践中,认识到工业的重要性,视工业为振兴民族的重要产业。但是,历史上由于受中国西部大环境的影响,受时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撒拉族工业发展相对于其它产业而言,比较薄弱,过去的手工业没能从农业中彻底分离,诸多手工业者属于亦农的类型。不过,撒拉族人民并不缺乏对工业和副业的热情。他们根据每个时代提供的生产条件,总是尽可能地发展手工业和副业,而且在很多方面解决了自身的一些需要。</p>

  据《循化志》记载,到明清时期,撒拉族的手工业有了一定发展。&ldquo;民间素用羊毛绩线织褐,并无惰民&rdquo;。能够擀织&ldquo;黑褐、白褐、白毡、沙毡&rdquo;等毛织物。他们还会提炼食盐,《西宁续志》记载说,循化食盐有两种:一为土盐,取黄河北山下碱土,以水泡之,经夜,去土将水入锅熬成方块;一为青盐(即青海盐),味虽佳,然转贩入循化脚价颇重。他们还能制造火枪,“素业狩猎,精火器”。撒拉族制造的木器和铁器,远近闻名,有不少技术熟练的木匠和铁匠以及石匠。建筑、皮革加工独具特色,在周围民族中颇有声誉。但是,总的来说,撒拉族的工业比较落后,现代工业的发展比较缓慢,机器大工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然而值得称道的是,随着改革开族的不断深入,撒拉族地区出现了许多乡镇企业,他们主要从事清真食品、皮毛加工、五金交电、建筑建材、民族工艺品等的生产,而且在自治县境外办了不少工厂企业,发展态势令人振奋,一批企业家正在成长,工人队伍不断壮大,工业在民族经济中的比重开始上升。循化县乡镇企业总产值从1980─1985年平均每年以50.6%的速度增长,到1988年会县乡镇企业为1116个,企业总产值达1436.4万元,占全县工农业总产值的37.5%。</p>

  撒拉族还热衷于搞副业,并有悠久的传统。如伐木。伐木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拉,并造就出许多伐木、放筏能手(俗称筏子客)。威武勇猛的男子,手持刀斧,腰系绳索,深入山林,以绳系身,悬在山崖,伐木丁丁,砍倒树干,然后利用冰雪的滑度,拖运至河边,再编成木筏,顺流而下,冲破惊涛骇浪,到黄河沿岸的兰州,包头等城市出售,这项副业所获,成为他们一笔重要的经济收入。再如淘金。他们当中的不少人涉足此域,黄河岸边,戈壁沙漠,在所有能去淘金的地方,都留下了他们的中迹。沙里淘金,千淘万滤,辛苦无比。有时,时来运转,黄金灿灿,倾刻间发财,有时则终日劳作,一无所获。希望与失望交替,喜悦与悲苦并存。至于建国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他们搞劳务涉足生命禁区,上唐古拉山顶、果洛草原、祁连雪山,海西沙漠,修公路,盖新楼,筑桥梁,工程质量、速度,异乎寻常,令当地工程师、技术员们赞叹不已。为青藏高原的建设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为循环县创汇不少。</p>

  (四)商业活动。由于重商崇商观念的影响,撒拉族当中经商者较多,商业产值在社会总产值中所占比例相对较高。尽管撒拉族生活在一个&ldquo;重农抑商”的国度里,处在鄙视商人的汉文化氛围中,但他们克服种种困难,抱定经商为荣的态度,不畏艰险,奋力开拓,谱写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商业史。他们在激烈的商业竞争中,抱定一种尽人事、听天命的态度,较少犹犹豫豫、畏畏缩缩,怕担风险。相反,在现实的磨炼中,形成了一种比较稳定成熟的心理素质;成功了,不沾沾自喜,得意忘形;失败了,也不耿耿于怀,灰心丧气。成熟的心理素质也促成了较正确的损益观:不以一时一事的盈利而得意,也不以一时一事的亏损而灰心。这样一种态度和心理比较容易适应风云变幻的商场,比较容易经受风险的考验。因而对商场的各种变化也比较能应付自如。从古代的&ldquo;茶马互市”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大潮中,都表现了顽强的经商作风和较高的经商才能。</p>

  在撒拉族社会,一个人是否会经商也成为衡量这个人有没有本事的一个标准,很多姑娘以嫁给商人而感到自豪。这样一种全民心理和社会价值观,诱使更多的人去从事商业。据有人调查,在撒拉族当中经商者的比例高出周边许多民族(如土族、汉族、蒙古族、藏族等。)《1988年青海社会经济统计年鉴》表明,撒拉族中从事商业的人占总劳力的43.2%,其中有些村庄占58%,而同为一个省的土族、汉族、蒙古族、藏族从事商业的人分别只占总劳力的6%、11%、0.7%、1.2%。从经济结构看,撒拉族自治县的农村工商、建筑、运输的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比例大大高于其它民族自治县。1987年,循化撒拉族农村工商、运输、建筑业产值占农村社会总产值的25%,而互助土族自治县占17%,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占2.4%,泽库藏族自治县占0.5%。这是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情况,即便是改革开放以前,还是有一些撒拉族人不顾被戴上“资本主义”的帽子,大胆地走出农村小天地,到外面闯世界、做买卖。在历史上,更是如此,建国前夕,“街子、白庄就有40%以上的农户做生意”(《撒拉族简史简志合编》)。因撒拉族的商业,本人已有专文论述,此不详述。</p>

  综上所述,撒拉族由于特写的历史文化传统和自然地理条件,农工牧商,诸业并举,多种经营,全面发展,社会经济独具特色,民族风格十分突出。在这里,我们不妨引用嘉庆(1796─1820年)时任循化厅儒学训导的杨薰在其所著《小积石斋述略记》中对循化的一段描写,或许从中可以窥见一点撒拉族历史上社会经济生活的画面。他说:“阅八工之撒拉,半住花村。途吟塞曲,廿四关似解弦歌;寺诵天经,七十族俨知学问。歇家举里,掌教题坊……若夫天时则风愆于雨,地利则水决为渠。泉存而土许成盐,县废而川仍为米。谷如菽麦玫,菜如芥菽,果如枣梨,花如葵菊。烹鲜讵,少鲤,走险恒多鹿獐。披黑羊以御寒,驾犏牛而致远。柳之质坚成材,石之品清造器。土棚以充大厦,木洼以当扁舟。怀盘皆膻肉酷浆,服饰尽韦莫鞲毳幕。农圃原宜于春夏,樵牧闰间乎秋冬”(《西宁府续志》卷九)。封建文人的观察未必十分准确,却也给我们粗线条地勾勒出了当时撒拉族社会生活的画面。</p>

  关于撒拉族的生产,从观念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从农业到工业等做了上述分析,从中不难看出,撒拉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开拓开发了循化地区,在农、牧、工、商诸方面都取得了可喜成就,尤其是改革开族以来,撒拉族成为搞活青海经济的最活跃、最积极的力量,这一点,不容否认。然而,我们也不能不看到,如果用一种比较高的标准衡量的话,目前撒拉族经济生活中有许多不尽人意,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比如,第二和第三产业的构成还不太合理,在他们的企业家和个体户中,从事第三产业者多,从事第二产业的就比较少。商业和服务业一片繁荣,甚至达到饱和,导致利润率日趋下降,&ldquo;而第二产业还很薄弱,商业和服务业资金向工业的转移,显得非常迟缓。整个经济缺乏后劲,形不成气候。其次,第二、第三产业的内部结构也不合理。就第二产业来说,从事建筑业的多,搞加工工业的少;产品结构也不合理,主要从事手工业和小机器相结合的简单食品加工、皮革和皮毛加工等传统行业,没有高、精、尖的化学、电子产品。第三产业里面,从事个人生活消费品和传统的小件商品的经营者居多,从事生产资料和现代化大宗商品经营的就很少。在服务业方面,从事饮食业等行业的多,从事技术服务、信息服务等新型服务的很少。再如,大中型企业的构成也不合理;小本经营、小型企业占绝对优势,大宗经营、较大规模的企业很少;从事商品生产、商品流通和服务业的人中,绝大多数是个体户,跑长途贩运或几十个人甚至几个人的工商企业,百人以上的工商企业就很少。</p>

  造成上述情况的原因很多,但观念的因素也有。一是急功近利,急于求成,短平快和马上见效的项目多,不作长远打算,没有长远的战略目标。二是小富即安,不思进取,以小车、小洋楼和本家族的富裕为目标,缺乏一种促进全民族甚至全地区经济振兴的宏大气魄。三是对外部社会环境、政策导向和市场行情的变化反应不灵敏,因而就谈不上相应的对策调整。四是在新形势下的开拓性、创造性精神仍是不足。由于手工业、商业和饮食服务业是其传统行业,经营起来轻车熟路,得心应手,而对于工业,尤其是加工工业,一方面觉得周期长、见效慢,担心一旦政策变动,资金化为乌有;另一方面则是没有经营传统,缺乏经验和技术,觉得无把握,不敢涉足。在这种观念和心理支配下,囿于传统行业,不敢开拓新的经济领域。因此,经济发展速度,相对本地区的其它一些民族快一些,但与沿海内地相比,差距仍然很大。关于撒拉族经济发展的现状及其出路,本人将另文专述,在此就不细述了。</p>

来源:《西北民族研究》</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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