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灵独白

一牛蝇。林肯身边有个智囊，专与他唱反调，每有决议，必提出严厉批评。林肯身边的高级官员受不了这名教授出身的老家伙，联名要求林肯将他赶出白宫。林肯笑着讲了一个故事：我在乡下工作时，看见农夫用一匹弱马耕田，他吆喝一声，马才肯走一大步。我发现马背上叮了一只大牛蝇，想帮农夫赶走。可农夫赶紧阻止我说：“幸亏有了这只牛蝇，不然马连半步也走不了。”从本质上讲，知识分子就是牛蝇。杜威说过：“思想家只消开始思维时，都多多少少把稳定的世界推入危险之中。”因此，除了林肯这样明智的领袖外，一般以“稳定”为己任的政治家都会伸出巴掌去，狠狠拍向牛蝇。结果可想而知。也有少数的例外。曾经说过“知识分子是一切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的捷克剧作家哈维尔却当上了总统。不过，哈维尔的总统当得并不快乐，电视新闻里我看到他疲惫不堪的神态，反倒不如他的一张在监狱里的照片：目光炯炯，注视着栅栏外的天空。牛蝇只能是牛蝇，牛蝇做不了蝴蝶。   二普希金死后。沙皇不仅没有欣喜若狂，反而忧心忡忡，他说：“人民为普希金的死亡而流露出来的悲伤，已多少表现出自由主义者胜利的丑恶景象。”因此，他命令说：“以秘密手段取消各种致敬的表示是政府的责任。”编辑克拉耶夫斯基在《俄罗斯残废者报》发表文章纪念诗人的逝世：“我们诗歌的太阳沉落了。普希金在壮盛的年岁，在伟大的中途去世了。”第二天他就被传到书刊审查委员会。主席严厉地斥责他说：“为什么在这个品级既低、又未担任重要公职的人物死亡的消息周围加上黑边呢？这算什么‘伟大道路’？难道普希金是个将军、元帅、部长、政治家吗？写写歪诗是谈不上走伟大道的。”谁在走“伟大道路”？150年以后的今天，强大的沙皇政府已经灰飞烟灭，末代沙皇一家被枪杀在简陋的地下室里，喽罗们就更足道了。而普希金的诗歌还回响在一代代人的心灵深处。  三北大“文明修身工程”搞得如火如荼。又是宣言，又是讲座，又是新闻报道，大舞台上人人登场。“文明修身”并不是什么新发明。1933年末，美丽的蒋夫人鉴于社会道德沦丧，号召开展“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强调：“如果我们想获得一种遵循礼义廉耻的新生活，那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做起。”“法古今完人”的蒋先生相信，一旦所有的中国人都不随地吐痰，进厕所小便、用冷水洗脸，将会引起“人的心灵”发生变化，随之国家和社会同样会获得新生。蒋氏又说：“我现在倡议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呢？简单地说，就是要使全国公民的生活完全军事化，这样他们可以培养勇敢和敏捷，吃苦耐劳，特别是统一行动的能力和习惯，最后他们就可以随时为国家牺牲。”然而，1934年初，新生活运动便冷冷清清地收场了，留在民间的只有一些并无恶意的笑话——湘西的农民一直以为“新生活”是个钦差大臣一样的官员，要到穷乡僻壤来盘剥一通，所以紧张了好一阵。60多年以后，北大成了湘西。在学生公寓厕所的大门上，共青团支部贴上“举手之劳，何乐不为？”的标语，宣传便后要冲厕所的真理。没有两天，这条标语便出现了两个修改版本：“举手之劳何乐？不为！”、“举手淫之劳，何乐不为？”蒋先生若遇到这样的情况，会作怎样的反应呢？“蓝衣社出动，将‘凶手’毙了！”。“文明修身工程”这是当代中国最奇妙的汉语新词。“文明”与“修身”联系起来就已经令人匪夷所思了，再添了“工程”作尾巴，更是莫名惊诧。何谓“工程”？《现代汉语辞典》中的解释是“土木建筑或其他生产、制造部门用较大而复杂的设备来进行的工作”。何谓“修身”，按照中国圣贤的说法，修身的根本在于“修心”，修身是纯粹个人化的活动。现在，修身却变成了搅拌机和举重机，北大“国学大师”多如牛毛，为什么没有哪位大师出来指出这点小小的误差呢？  四“衣食足而知荣辱”这是古代圣贤说的话。今天那些游走在高级酒店的妓女们，似乎没有哪个是因为“衣食不足”才去卖身的。她们一身的金银珠宝足以睥睨大学教授们。衣食不足固然不知荣辱，衣食足照样也不知荣辱，这就是人类真实的生存状况。  五文章与老婆。“文章是自己的好，老婆是别人的好。”这是愚人之论。我的观点是“文章是别人的好，老婆是自己的好。”  六鲁迅说专制令人冷嘲。我却说允许人们冷嘲的专制我愿意为它鼓掌。实际上，专制只允许热颂，冷嘲者的命运便是嵇康的命运。  七严复译的《天演论》中有一句名言：“物况天择，适者生存。”生存下来的都是优秀分子吗？犹太作家皮利磨·拉维说过：“敢于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事实便是——最坏的、能适应的活下来了；最好的都死去了……我们这些还能逃生的，作不了真正的见证。我们不但是少数的少数，例外的例外：我们实在只是由于扯慌、幸运或者没有办法沉下去而已。”奥斯威辛是这样，文革也是这样。傅雷死了，老舍死了,通罗克死了,张志新死了……毁灭面前，谁不低下高贵的头颅？当然，我无权苛责活下来的人，活着并不都是苟活。但是，活下来的人已然丧失了承接历史的权利。那么，再相信那些白纸黑字的历史未免是一种虚妄。绝大多数写历史的人，目的不过是为了换取他们短暂的生存。哈姆莱特说：“活着还是死去，这是一个问题。”当我们拥有选择的自由的时候，这还能成其为一个问题吗？  八萨达姆。伊拉克电视台晚间新闻播出前，必定先奏乐，歌唱他们的伟大领袖萨达姆，最精采的歌词是：“萨达姆，萨达姆啊，您有无数伟大的胜利，您像最高的山峰，没有人比得上您。”报刊上引用萨达姆的语录时，全都采用粗体大号字印刷。开会时，发言人不时要引用萨达姆的语录，全场不厌其烦地报以热烈的掌声。在巴格达市中心的胜利广场上，安放着一对巨大的铁手腕，两手交叉，高举阿拉伯长刀。这对手腕依照萨达姆的双手而制，甚至铸上他的指纹。萨达姆在讲话中提及自己时，从不说“我”，而是自呼其名“萨达姆”。因为这个名字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个象征。这远比他本人的肉身要伟大。我想起了希特勒、墨索里尼、日本天皇，一切独裁者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九《岳阳楼记》之所以名垂千古，全是因为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此等精神境界，为历代士人高山仰止。然而，没有人仔细想想：天下究竟是谁的“天下”？老祖宗早就讲得明明白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普天之下，莫非王臣。”天下是天子的天下，而不是苍生百姓的天下。广厦千万间，庇的从来都是达官贵人，何曾庇过寒士？更不用说黎民了。所以，体现中国知识分子最高人格的范文正公所能做的，无非是“先天子之忧而忧，后天子之乐而乐也。”  十戒烟日那天的一则电视新闻引起了我的注意。北京一家医院组织保安人员，一旦发现吸烟者，便让他拿着一块“我是吸烟者”的牌子，站在医院的院子里义务执勤，直到有下一位吸烟者来代替他。该医院的院长笑容可掬地告诉记者：“这种方法推行以后，效果好极了！”我记得以前在《聊斋志异》中读到的一则故事。投水自尽者的鬼魂为了来世投胎，必须隐藏在水边，诱惑下一名想自尽的人。这位聪明的院长一定读过这个故事。我又记起美国作家霍桑的名作《红字》，那是一个“猩红A字母”的时代，凡是犯通奸罪者都必须佩戴这样一种耻辱的标记。今天，这个时代又回归了。毫无疑问，我是一个反对吸烟的人。但是，我也坚信：法律的目的不是羞辱，人的尊严与人格神圣不可侵犯。  十一沉默是一种消极的自由。当这种自由都不存在时，思想者就大难临头了。  十二欧洲不少国家的教堂都面临严重的经济危机。为了尝试走出低谷，神职人员不惜利用教堂开餐馆、办舞会、演戏剧、设摊点。德国科隆的一位主教说：“我们别无选择，只有从商。钱比祷告更可以给我安慰。”  十三庞然大物的苏共在总书记戈尔巴乔夫的“建议”下黯然解散。那天有成千上万的群众把党中央大厦围得水泄不通，正要撤离的苏共大员们心里暗自窃喜：“看来我们还有这么多的支持者！”然而，当他们刚走出大门时，蜂拥而上的群众争先恐后地挤上前来，一口接一口的唾液吐向他们的脸上和身上。我是个十足的怀疑主义者，但我终于发现历史之中毕竟还是有值得信赖的东西，譬如说这些唾液。我想起了半个世纪以前帕斯捷尔纳克所写的一首短诗：“我用围巾围住脖子／我用手掌遮住脸庞／站在庭院里大声疾呼／我们在哪儿庆祝什么太平盛世。”诗人的哀号与群众的唾液，将20世纪真实的俄罗斯凸现在我的面前。  十四什么是考试？福柯认为，考试是一种规范化的监视，一种能够导致定性、分类和惩罚的监视。它确立了一种关于个人的能见度，由此人们可以区分和判断每个人。考试把层级监视的技术与规范化裁决的方法结合起来。这就是为什么在所有规训机制中，考试被高度仪式化。在这里，权力的仪式、考试的形式、力量的部署、真理的确立都结合起来。因此，学校变成一个不断考试的机构，有血有肉的个人变成成绩单上冷冰冰的数字，并置身于文件的网络中不能自拔。今年高考，又传来几名落榜学生自杀的消息。大城市的儿童，更早地成为考试的俘虏：在北京，因一两分之差，不少家庭被迫为孩子缴纳数万元的学费，以求进入重点中学。在电视上，我看到了一名被采访的、痛哭流涕、考试成绩不佳的孩子的家长。考试是人创造的制度，考试却控制了人自身。膨胀的考试与渺小的人形成鲜明的对比。  十五宽容。仁人志士们都在提倡宽容。仿佛现在真的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可是，中国能出陈希同、王宝森，难道还能说我们不宽容吗？还是殷海光说得好：“自古至今，容忍的总是老百姓，被容忍的总是统治者。”宽容和权力紧密相连；有权力的人享有被宽容的权利，没权力的人享有宽容的权利。  十六看旧书往往比看新书更有趣。我在20年代初的《新青年》杂志中读到一篇题目为《一个贞烈的女孩子》的文章。文章描写一个14岁的望门寡，被她父亲关在屋里强迫自杀，惨状触目惊心。父亲让女儿饿死。饿到第四天，女孩哭着喊饿，她父亲循循善诱地说：“阿毛，你怎么这样的糊涂？我自从得了吴家那孩子的死信，就拿定主意叫你殉节。又叫你娘苦口劝你走这条路，成你一生名节，做个百世流芳的贞烈女子。又帮你打算叫你绝粒。我为什么这样办呢？因为上吊服毒跳井那些办法，都非自己动手不可，你是个14岁的孩子，如何能够办到的？我因为这件事情，很费了踌躇，后来还是你大舅来，替我想出这个法子，叫你坐在屋子里从从容容地绝粒而死。这样殉节，要算天底下第一种体面的事，祖宗的面子，都添许多的光彩，你老子娘沾你的光，更不用说了。你要明白，这样的做法，不是逼迫你，实在是成全你，你不懂得我成全你的意思，反要怨我，真真是不懂事极了！”饿到第六天，她的母亲不忍心了，劝她父亲干脆送点毒药进去，早早“成全”算了。她父亲却说：“你要晓得我们县里的乡风。凡是绝粒殉节的，都是要先报官。因为绝粒是一件顶难能而又顶可贵的事，到了临死的时候，县官还要亲自去上香敬酒，行三辑的礼节，表示他敬重烈女的意思，好教一般妇女都拿来做榜样。有这个成例在先，我们也不能不从俗。阿毛绝粒的第二天，我已托大舅爷禀报县官了。现在又叫她服毒，那服过毒的人，临死的时候，脸上要变青黑色，有的还要七窍流血。县官将来一定是要来上香的，他是常常验尸的人，如何能瞒过他的眼？这岂不是有心欺骗父母官吗？我如何担得起？”阿毛在第七天饿死了。县官送来一块匾，上题四个大字——“贞烈可风”。真想提醒今天那些兴致勃勃地编写《传世藏书》的学者们，把这篇文章也收进去。有这样“伟大”的传统，中国文化如何不能拯救世界？  十七《新约》中说：当你埋葬前人的时候，把你抬出来的人，已经站在门口。但我依然以掘墓者的姿态自居。这是我与马克思在精神上唯一的共鸣之处。自己的命运是无须考虑的。  十八乱世与盛世。这是一对可以互换的语词。对老百姓来说，魏晋是乱世；对知识分子来说，魏晋是盛世，魏晋有了“人”的觉醒，有广陵散，有陶渊明。对老百姓来说，康乾是盛世；对知识分子来说，康乾是乱世，康乾有八股文，有断头台。大多数时候，关于乱世与盛世的认同，老百姓与知识分子是有区别的。相同的时候是例外，譬如文革，绝大多数的老百姓与知识分子都会异口同声地说：“乱世”。  十九自古以来，中国有顺民，也有暴民，唯独没有公民。要么缩起头来做乌龟，要么像李逵那样操起板斧来杀杀杀，所以中国鲜有进步。  二十歌德说过，先有人的堕落，然后文学堕落。这就是当下中国文坛的现状。  二十一权力的控制是每个人的人生不可避免的事实，所以追求自由往往要付出极端残酷的代价。每个时代都有一股要求人人整齐划一的巨大力量。在石家庄陆军学院军训的时候，我是队列课上挨训最多的人。直尺一样整齐的队列里我总是情不自禁地提前0.1秒跨出我的腿，于是教官指着我的鼻子大骂：“你，你这个害群之马！”最后，我终于成为队列中规规矩矩的一员。在人人都激动万分的方队里，我突然感到失去自己的恐惧。我不否定别人对整齐划一的选择，但我希望每个时代都有它的“不加入者”，这些不加入者不至于被认为是疯子或罪犯，关进精神病院或监狱里去。  二十二尼采说：“上帝死了。”于是，尼采成了西方的大哲。其实，中国人个个都可以算尼采。早在北宋，梁山泊的那群英雄好汉们便打起了“替天行道”的旗号——谁是天？我就是天；何为道？握在我手里的便是道。因此，李逵在劫法场时，挥舞扳斧，砍下的是百姓一颗接一颗的人头。怎么，不服气？我是在替天行道。所谓哲学，所谓真理，不过是李逵手中的板斧而已。  二十三明十三陵。在定陵的一座大殿外，我发现空地上有两种石桌石椅：一种是明代的遗物，圆桌圆凳，装饰着细腻的花纹，虽然经历了几百年的风雨，依然闪烁着艺术的光泽；一种则是今人的手笔，方桌方凳，无非是用几张水泥板拼凑而成的，粗糙、丑陋、潦草，大煞风景。一个民族的艺术创造力、审美能力、想象力都急剧地衰退了。如果说衰退是历史的必然趋势，那么我们至少该有些自知之明：千不该、万不该把如此粗鄙的物体搬到祖宗面前。北京的各大旅游名胜，我都发现数不清的丑陋的售票亭、购物亭、厕所、招牌、标语，那么随心所欲，那么粗心大意，和谐的美感和庄严的历史感遭到了毁灭性的破坏。而一处古迹可以养活无数的人，他们捧着钞票咧嘴而笑。一个民族对待祖宗遗产的态度，比一个民族祖宗遗产的丰富与否，更能表现出一个民族文明的程度。  二十四儒教中国以忠孝为立国之本。史书上对孝行的歌颂比比皆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