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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的教训 邓小平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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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thea7715 发表于 2009-9-20 02:02:10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毛泽东的教训 邓小平的经验毛泽东的教训 邓小平的经验        作者:杨连旭  更新时间:2006-5-22          治官僚阶级的异化,从来就是一个治国的难题,是最高统治者处心积虑破解、可却至今未能破解的难题! 当代的毛泽东和邓小平也毫无例外的试图破解,可也没能破解这个难题,他们都留下了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 “历史上成功的经验是宝贵财富,错误的经验、失败的经验也是宝贵财富。这样来制定方针政策,就能统一全党思想,达到新的团结。这样的基础是最可靠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34页)所以,破解这个难题就必须总结和汲取历史上的经验教训。           (一) 对于异化了的官僚,不仅黎民百姓恨之入骨、被逼无奈就扯旗造反,而且最高统治者也深受其害、希望能斩尽杀绝。 对于官僚阶级,历代王朝说教严刑、软硬兼施,几乎竭尽全力、无所不用其极。 从“君君臣臣”、“忠君报国”和“爱民如子”,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德教化,再到“正大光明”和“以孝治国”的身体力行,思想家和帝王们可谓用心良苦。当然也是成就斐然的,正是由于有一代代明君贤臣们的共同努力,才开创出一个个中华民族的强国盛世。 尽管如此,只要最高统治者稍不注意,就会形成大批的官僚异化,误国害民、祸国殃民。所以,帝王们又企图杀一儆百以绝后患。 尤其是贫民出身的皇帝朱元璋,更是对异化成贪官污吏的官僚,即便是开国的元勋功臣,也毫不留情、决不手软。严法酷刑、特务监督、百姓扭送,只要是他所能想到的办法他就都使用了,甚至抽筋剥皮、成万的杀戮,可就是不能根除,大明王朝还是因此而亡。 清朝的雍正和乾隆二帝又反其道而行,实行“养廉银制”,可也是无济于事。就是从所谓的“乾隆盛世”起,在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的压迫下,农民起义已成规模。 一旦官僚异化成个人主义第一、自私自利,追求权力的最大化和财富的最大化,就必然欺下瞒上,置国家安危和人民生死于不顾! 古今中外皆如此。 以国家人民利益为第一的中国共产党,当然要挑战这个古今中外的治国难题,探求解决防治官僚异化的有效方法。           (二) 人们普遍认为,毛泽东只是杀了刘青山和张子善,就遏制了腐败。 这是不对的。要论杀腐败分子,邓小平比毛泽东杀的人又多、官还大,可腐败却是愈演愈烈。 为什么呢?利令智昏嘛。 在私有观念的社会中,只要有利可图,就必然有奋不顾身的人涌现出来;只要有私利的存在,就必然有异化的官僚产生;只要有足够的利润,就有前赴后继的动力。所以,贪官污吏是杀不绝、斩不尽的。 这就历史的规律。 其实,毛泽东早就明白此理。所以,他不主张以杀戮、而是以民主的方式、人民监督的方法为主。杀刘张,这只不过是人民监督中的个例。     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指出了跳出这个“兴亡周期律”的方向: “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毛泽东说到做到,执政掌权伊始就开始付诸实践。从20世纪50年代起,他先后发起了“三反”运动和“大鸣大放”运动,60年代又先后组织了“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直到他逝世。 频繁的群众运动确实对官场腐败保持了强大的高压抑制作用,腐败分子也有,但很快就能被揪出来,难成规模和气候;但是这也产生了无政府主义盛行,严重扰乱行政秩序、激化派性争斗的副作用。  总结了其中的教训,邓小平则进一步强调: “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332页) 因此,他组织取消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恢复了国家的检察、政府的审计和监察、党的纪律检查机构,颁布了大量的法律制度。 这虽然抑制了派性争斗、恢复了行政秩序,但是却导致了官僚阶层中急功近利的胡作为成灾,以权谋私的乱作为成害,拈轻怕重的少作为成风,无利可图就不作为成气,官场腐败恶性膨胀。 毛泽东以群众运动防治官僚异化的方法,虽然成效卓著,可由于成本高代价大而流产了; 邓小平以专业打击防治官僚异化的方法,虽然成本低代价小,可由于成效甚微而在事实上失败了。 就连他们都没能想出防治官僚异化的好办法。由此可见,既要有效监督官僚,又要稳定行政秩序,目前还是个二难选择。   毛泽东和邓小平虽然没能获得防治官僚阶级异化的彻底成功,可他们却给后人留下了思考的启示。          (三)   总结毛泽东和邓小平的经验教训,不难发现:他们都有着强烈忧患意识,也就都把防范官僚异化始终列在主要的议事日程中。 强调“路线是个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实施“抓革命促生产”的毛泽东自不必细说。就说邓小平,在公开发表的最后一次谈话里,他还在苦口婆心,反复再三的强调: “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 “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要选人,人选好了,帮助培养,让更多的年轻人成长起来。他们成长起来,我们就放心了。现在还不放心啊!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 可是,在具体方式上却又不同: 一是,毛泽东试图通过他个人同人民的直接结合,以理想主义为指导,让人民监督政府、防治官僚异化。 这样,人民就在实际上处于了无组织的自发状态,没能形成组织制度和体系。 他在时,群众大权在手,就出现无政府主义自由泛滥的现象,懵懵懂懂,误打误撞,成效不小,惹祸不少,授人口实。 他走后,群众大权丢失、理想淡化,就又成了一盘散沙的散兵游勇,轻易就能被异化的官僚以权力各个击破。 二是,邓小平试图通过实现民主监督与法制建设的结合,以人民的个体弹劾,通过官僚机构防治官僚异化。 这样,就把人民的监督纳入了官僚体系,人民处在权力的重压之下,人人不能起来负责,民主监督就必然软弱无力。 尤其是,官僚阶级的利益具有很大的一致性,这又必然发生官官相护的猫鼠同盟。 因此,以官僚机构防治官僚异化就必然低效、乃至负效,导致腐败横生。 由此,我们不难得出结论: 其一、只有最高执政阶层忧患意识,才能有未雨绸缪的准备和防治官僚阶级异化的决心。 其二、只有广泛发动人民监督官僚,才能全面深入和有效地防治官僚异化。 其三、只有人民有组织地弹劾官僚,才能最大可能地降低防治官僚异化的社会成本。 其四、只有人民的组织彻底脱离官僚体系,才能防治自身的异化, 始终以劳动阶级利益为出发点。 第五、人民监督官僚必须不仅以理想主义为指导,而且还要从自 己的切身利益出发,才能实现持久有效。 如此五原则有机相连、缺一不可。 这就是毛泽东和邓小平留下的最重要的治国经验教训。 所以,防治官僚阶级异化,最高阶层就必须在政权体系之外,再造一个直接掌控、脱离行政权力系统、专职保护劳动阶级合法权益、实施民主政治监督的人民组织体系。[<i> 本帖最后由 神龙 于 2007-11-27 12:14 编辑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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