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云贵高原的东部出发，一路逶迤前行，其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寻找一个古韵十足的古城——沅州。那里曾与我的家乡偏桥有关。因在大明帝国的后期，王朝为在国家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明朝的第十三代皇帝神宗朱翊钧便于万历二十七年（公元1599年）设置有地方军政机关——“偏沅巡抚”。而其名则取偏桥之“偏”，沅州之“沅”，因名。至清朝康熙三年（1664），将湖广右布政使、偏沅巡抚移驻长沙，增湖广按察使员缺驻长沙府，湖广行省南北分治。雍正二年（公元1724年），雍正皇帝将“偏沅巡抚”改为“湖南巡抚”，“偏沅”之官制自此废黜。设立时间前前后后长达125年之久。至此，现行的湖南省行政区域作为独立的地方一级政权组织才基本确立下来。清乾隆元年（1736）置芷江县，并附郭沅州府。沅州之名仿佛消失了，一个叫作“芷江”之名誔生了，要知道，沅州起名于宋熙宁七年（1074）筑沅州城，沅州，因沅水而得名。沅州之名的消失，确实让人有几多的惋惜，因为这个“名”承载着几百年几多的传奇故事。

芷江之名来源于“芷草”?

        说实话，我不知道一个曾叫作沅州的地方何以叫做芷江，因为穿越这一古城的河流本来就叫做潕水，古代更没有这样的古称。潕水，又名镇阳江、无水、潕阳河。清.顾祖禹《二十一史方舆纪要》卷八十一载“《汉志》注：无阳县有无水，首受故且兰南入沅，行八百九十里。许慎以为九江之一也。《志》云：氵舞溪一水五名：曰无、曰氵无、曰舞、曰氵舞、曰巫，其实一水也。”或为汉属武陵郡之“五溪”：雄溪﹑蒲溪﹑酉溪﹑沅溪﹑辰溪之一，也并没有“芷江”之说。

        几年前，我从网上拜读到田均权先生的《芷江女子》一文之后，我这才知道芷江的来源。田先生在文中写到：“芷江县名与芷草有关，而芷草又与屈原有关。传说战国事期，屈原老夫流放沅水流域时曾经舟迹芷江。这个疯疯癜癜的老夫子对岸芷汀兰独有情钟，在他的眼里，‘沅芷’与‘汀兰’应该是世界上最美好的香草了，因此作《楚辞·九歌·湘夫人》，歌之咏之‘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他把‘沅芷’与‘汀兰’比喻自己恋慕之人情爱的无比纯洁以及自己人生理想的无比高洁。既是名句动人，而屈原老夫又是值得景仰的名人，后人干脆将‘沅州’改为‘芷江’了。”我不知道这“沅芷”与“汀兰”是否真与“芷江”之名有染，或许是作者有“桃花园”情怀罢了。

        因为是高速路，从凯里到芷江不过两个多小时而已。路上，一路烟雨，在贵州的路段不那么多雾气，越往东行，雾气更是茫茫，能见度不是那么好。好在入黔的车子比较少，一路行走并没有那么多的碍事。与黔地相邻的县植被都很好，是湘省少有的林区。杉林、竹溪、田园，以及升腾着炊烟的村落在车窗外不断的晃过。过了黔地，那条叫作潕阳河的此时被称为潕水了。曲似九回肠潕水此时显得坦然，不再象先前那样看到激流澎湃流向，而是一湾一湾或蓝或绿的水体，风平着，浪静着。

        不经意间，我们到达了芷江高速站。通过站口，跨越一座桥梁，芷江就在眼前。

        张铭心是位挂职的副县长，他来自于首都北京，是中国民族大学的一位教授。是他让我们这伙研究“古苗疆走廊”课题的学者参与芷江申报文化名镇的研讨。电话与他，先生并不在县城，而是徒走外县出差，晚上才能回来，要我们先到“善水宾馆”安顿。时间还早，我们觉得有必要去看看这里的文化遗迹。作为外乡人，我确实不知道这里有什么可以去看的，但作为国人，到芷江有个地方你必须得去，那就是芷江受降旧址和纪念馆。

参观受降纪念馆

        沿潕水北岸向东行走，只走几公里的路程，芷江受降旧址和纪念馆就到了。因这里是被中宣部公布为第三批全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所以参观是没收钱的。十多年前，我曾经到此一游过，记忆不是那么清晰了，如今再次走近这里，总感到这里变化了很多，因为牌坊之前多了很多的建筑，除两道出入的小门之外，院墙将整个旧址封蔽得严严实实。

        走近院内，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受降纪念坊”，而且已被粉刷一新。据《碑记》介绍，受降纪念坊旧坊建于日本投降后两年的一九四七年二月，“文化大革命”中被全部毁坏， 一九八五年人民政府在原址上按原坊原样重新修建。全坊为水泥建筑，四柱三拱门，高八点五米，宽十点六四米，结构雄伟，气势巍峨。受降纪念坊上嵌刻有蒋中正、李宗仁、何应钦、白崇禧、于右任、孙科、王东原、居正、王云五等军政要人的题词

        左区是那些曾叫做“营房”的建筑，其建筑包括包括受降会场旧址，中国陆军总司令部旧址，还有何应钦办公室旧址。不过这里竟然又增多了几橦营房来，可能是新修的办公用房。右边是受降纪念馆。

        正面的小山之上有受降亭，有“和平台階”自下而抵达受降亭。受降亭内立有日本《降书》，这份降书是用楷体写成，降书的内容有九条之多，其落款有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岗村宁次，中国陸军总司令陸军一级上将何应钦等等。

        站在受降亭上，看到这几行降书，作为国人当有许多的感慨，一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何以就被一个小小的日本时时强辱着？“八年烽火起卢沟，一纸降书出芷江”，国人有那么多人的死亡，换回来的还真的仅仅是这一几行字么？有着五千年文明古国已赢来了属于自己的尊严了么？我们能够忘记——日本代表来签降书时他们还高昂着头呢。卢沟桥事变，南京大屠，数千万中国军民……中国付出的牺牲实在是太大了。可我们的国人往往有健忘证，如岗村宁次投降才几天，这个沾满中国人鲜血的人居然成了蒋委员长的秘密军事顾问，更荒唐的是，1949年2月 被国民党军事法庭审判为“无罪释放”。近七十年了，慰安妇们还在申诉着，我们能说什么。血债没有血偿，多少右翼分子又蠢蠢欲动，安倍晋三压根就说没有侵略中国那回事。勿忘国耻，振兴中华吧！

        参观完“纪念抗战胜利展览馆”，我带着沉重的心情走出了芷江受降旧址。

“索子”也是街

        那天晚上吃饭之后，我们就到宾馆里住下了。打开窗帘一望，窗外的潕水闪烁五彩的光芒，举头望去，自西向东往北火树银花、流光溢彩。风雨桥、侗族鼓楼群、吊脚楼、奎文阁、天后宫等建筑上群星璀璨，让人心醉。我不得不又带上相机循走了一圈。只可惜天气实在太冷，拍了几张相片之后，打道“回府”了。

        吴和平是这次接待我们的人，第二天一早，他便到宾馆叫醒我们了，先是参观临潕水的河堤、亲水码头、古沅州城墙遗址。

        古城墙就在潕水之堤岸，都是用红色的大石块砌成的，并由烧制石炭沟缝。据有关资料记载，芷江“沅洲古城墙”，始建于北宋（1070年），因“苗疆战事”，至清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朝廷又拨银两十万六千两，经三年多的时间告峻。《（同治）沅州府志》载，其所整修城墙：城东西广一里有奇，南北袤十里有奇，周五里有奇。城墙高二丈三尺，炮眼七百三十六个，城墙上马道宽九尺，东南西北四门各有楼有表，城门外还有小城门，东城还有一个水东门，门上修了一座高三层宝塔式八角形的“奎文阁”（此楼今完好尚在，已搬至县人民医院内）。另在北门外河水汇流处，另建石墩，石驳岸八十三丈，高一丈六尺，厚六尺，以杀水势。沅州古城一直是湖南境内最古老最高大最坚实的一座城墙。城墙是抗日战争爆发后三年，湖南省政府以“免资敌用”为由，命令拆除城墙。而城墙的基脚还在，它牢固地支撑着河堤，讲述着曾经辉煌的故事。

        也就是在这堵城墙之外，诞生着一条街道，这条街道叫“索子街”，不过这条叫着街道的街，实在是太袖珍了，三、五个人并行居然也拥挤着，连条小巷都不如。从沅州至偏桥，沿潕阳河一带民人对于索子和绳子并没有区别，或许因为此街过于的狭窄和细长，所以称之为“索子街”。索子街修建得很好，都是清一色的侗族民房建筑风格。临江飞檐饰有垂花，美轮美奂。垂花是传统木建筑构建之一。用垂莲柱出挑屋檐，占天不占地，节约用地，又很有装饰效果。而在其转角之间，又有着苗族吊脚本楼的美人靠镶嵌，让索子街的建筑达到了极至的美感。

        其实，索子街临河而兴，当与潕阳河的航运有关。贵州按察使彭而述说得好，因“偏桥距沅州四百余里，中联三卫，为滇黔楚咽喉。沅居黔北，偏隶楚西，偏桥居黔南孔道，属黔而兼隶楚，故偏沅抚军之设，取名于此，以为滇、蜀、黔、粤、楚五省总枢，故抚军驻节两地，从中持缓急。”因“黔两腋皆苗，中通一线，粟米不足供外来之用。”“王师定滇、黔，贝勒诸军驻滇、黔，及镇兵散布黔南郡县者，以亿万计……而都匀、平越之郡，得此转输，可以仰给他县，无水旱之困。”同时，让这地方的“洞苗、犵狫，亦得以本土所产贸易外货，忽生戎心。”（语出《镇远府志》174页）。也就是说，沅州之地，早在明代，是“黔入”或“黔出”之货物贸易中转站。

        之前，我考证不多，之后也就有故事了。前时到施秉（原为偏桥）高碑采访一老人，名叫何发贵，他是民国至解放初期专为“爬船”度日的。他们从施秉“爬船”去湖南，主要居在芷江。每一条船都是七八个人，船上有“拦头公”，也有“舵把子”，其他的都是纤夫。船上随时都放着猪头和公鸡，还有开山（即斧子）。作为远方的船，遇到危难之时，这些祭物是防别人“放阴剪”。一旦船行不动，几次号子声出来也没有移动的话，说明这当地有人施法术——“放阴剪”了。不能再动船了，你只能以硬对硬——施法术。这由“舵把子”在船头焚香化纸之后，念一些巫词。用三块砖头放到船椽上，再提起鸡，把鸡头放在砖头上，一斧下去，不轻也不重，只求鸡头落地，砖断两块，即可前行了。号子多是“拦头公”呼唤，最主要是上行船，沉重的船体要拉动，没有号子不行。当船艰难上行时，“拦头公”就呼：“淹呵——唷！淹呵——！”，大家接着齐声：“淹喝！”并同时用力，船就动了。那声音是粗犷的，阴沉的。他说：到了芷江索街滩头，湖南的妹子很开放，见到他们上滩头，船夫们都是赤条条的没穿衣服，湖南的妹子跑来鼓劲，帮着喊号子。并口沫横飞地说到索子街。索子街饭馆、茶馆到处都是，还有烟馆姻楼。他们一到那里，老大先上岸，当看到有岸边马灯朝你摇幌——可以上岸了，进烟馆、花楼消遣寻乐。

        索子街在芷江，在现在，四百里路之外的这些八、九十岁老头明白着，故事还在传颂着。

三楚西南第一桥

        走过索子街，现在你必须要上龙津桥了。龙津风雨桥，是芷江引为自豪的最大骄傲，因为它毕竟是进入世界吉尼斯桥梁。

        可谁又知道，这座桥在历史上让人惊魂不少，有民间打油诗就抒发其悲愤：“西关渡口鬼见愁，多少冤魂河中流；行客商贾谈色变，横舟过江谁无忧？”加之，此河为化外之地，“四面皆苗穴”，中原政府更是奈何不得。明成化年间，传说有“成巴子”者，与沿河的渔船主渡船老板相商，以粗大的铁丝棕缆建浮桥，人们得以渡。百余年后，明万历年间觉慧寺老僧宽云法师因“南柯一梦”，秉承天意，四处募资修桥。终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在西关渡舞水河上用巨石联以铁索嵌铅锭垒而叠起，修成16个桥墩，墩上用铁链和木板相铺连成桥面，远望大桥如长龙，凌空卧在西关渡口，故将桥取名为“龙津桥”。明崇祯五年（1632年），云南都司佥书阮呈麟眼见桥墩甚矮，又令民间大户与百姓募资，将桥墩修至15．3米高，再不用担忧被洪水淹没。大桥加长至233米，宽达4米多，中有八角亭，楼高三层，桥上修建亭台楼阁，并以木花栏杆相护，桥两边建两面走水重檐瓦屋70楹，供百姓摆摊设点，行人车辆从中间通道过往，四处还设有长条木凳供人歇息，桥顶皆以青瓦相覆盖，东西桥头建有气势的牌楼坊，西边坊上曰：“芷水迴澜，上游锁钥”；东边坊曰：“龙津砥柱，彼岸接登”。坊有门，晨启昏闭。龙津桥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风雨桥，过往行人商贾无不翘首相称：西南第一桥。清朝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知府边方泰率知县张五典劝喻市民捐资，再次修复风雨大桥，又将石桥墩加高一米，桥上依旧建屋盖瓦，为确保风雨桥安全，东西两岸增设火巷，两桥头并建高大石碑坊以御火屏障，西岸坊由布政使陈用敷题额：普济安澜；东岸坊额由知县张五典题书：三楚第一桥。龙津风雨桥声名远播西南数省，有文人墨客为其撰楹联多多，如：“银河飞渡，风雨普济天下客；长虹横空，三楚龙津第一桥。”等等。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西南成为大后方，国民政府于1935年下令修建湘黔公路，根据战时需要，将桥上原有木屋亭台楼阁坊门尽数拆除，得用原桥石礅，将人行桥改建成木板公路桥，可通汽车，1936年建成。1937年后，国民党政府医院学校大批迁来芷江，军队也源源不断而来。中苏空军、中美联合空军皆纷纷驻扎芷江机场，狭窄公路桥远远不能满足战时运输需要，1940年再次将桥面拓宽，并在桥两边增修人行道。据说因有桥头的犀牛铜像保，日本鬼子的飞机前来芷江几十次轰炸龙津大桥，皆未炸中，直至抗战结束，大桥均安然无恙，为中华民族的抗战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1999年当地政府为恢复侗乡美景，当今世界侗乡第一大风雨桥赫然于世！

        如今，当你走进龙津桥廊，如醉入市井。而各店铺里阵列的，又多为文物古玩，笔墨纸矶等传统的“文房四宝”，亦或湖南芷江的名点小吃。特别是令人难忘的是“乱七八糟米香卤油米豆腐”， 据说这是一道混合菜，内有海带、豆干、土豆、鸡蛋，不辣等等。我不知道好吃与否，既然是“乱七八糟”那一定是绝顶的好食品，遗憾的是“舌尖上的中国”把它忘却了而已。

                    二0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于偏桥古镇

                    贵州大学杨柳塘社会文化研究基地  吴安明（笔名：紫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