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游业将逐渐成为我州经济的支柱产业，我们不能用文化“原教旨主义”式的误解，去束缚旅游业，使它背上许多破坏文化原生态的恶名，对服饰的指责尤其如此，从而使旅游业者在文化问题上，变得羞羞答答。本州旅游业，以民族的品牌文化招徕外地游客，外地游客一到恩施境内，就希望自己所置身的，是民族个性化标志很明显的“土家族”，而不是任何别的地区。希望看到“主人家”成员，穿的是特色服装。可以毫不隐讳地说，今天，无论是民族的政府官员，还是民族个体，穿着民族服饰，都是为了把自己打扮得更“像”本民族的成员，使自己所承载的文化，更加外显，更像外地人希望看到的那种民族个体。说白了，民族服饰问题，就是让服饰担当起民族文化个性化标志，一是为了适应旅游市场需要，二是强化民族文化个性。这些，恩施旅游业者，则表现得很不理直气壮，所以借这个题目，为旅游业说几句话。
按理说，一个民族的个体喜欢穿什么服装，尤其是对穿流行服装的追赶，无论是本民族群体，还是其他民族的群体，都不会、也不该说三道四。所以，土家服饰问题，似乎是一个文化“伪命题”。但是，如果个体认识到自己所承载的文化，的确是一笔得天独厚的财富时，那么，透过服饰来充分展示、展演本民族的文化个性，就成了民族个体的一种责任。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土家文化的“财富性”越来越凸显。因为世界各个民族之间，喜欢欣赏对方文化的异质，而非同质。对欣赏“奇风异俗”充满强烈的审美兴趣，从所谓“殊俗文化”、“异域风情”中获得审美性满足。这就是为什么土家人自己看土家歌舞、服饰时，总是批评说“不伦不类”，而在外地游客眼里，却很新鲜、很刺激。道理很简单，因为游客的文化审美倾向，不是文化的同质，而是文化的异质。所以无论活动的组织者怎样煞费苦心，总有淘力不讨好的烦恼。一句话，游客希望看到的是他民族的文化个性，这是游客的基本心理要素。就是这个心理要素，成全了旅游业。任何人一旦成为异地的游客，他必然就成了专门采撷、涉猎异域的那些个性化标志和异质文化元素的蜜蜂，在旅游过程中酿造自己的精神之蜜，然后把异质文化的芬芳传播到世界各地，旅游业也因之成为甜蜜的事业。各民族的旅游业，就是为这种审美性“满足”和传播提供平台的。民族文化的充分展示和展演，必然会提升本民族文化的“财富性”。旅游业这才成了推介民族文化、发展民族经济的主要方式。虽然旅游业有时为了迎合游客的好奇，甚至低俗的趣味，难免过度地进行商业炒作，往往会破坏民族文化的原贞性，而市场有时一点责任也不肯负，确实有担心之虞。但也不要忘了：重新燃起民族成员对本民族文化热情、使之向现代和未来作弘扬性延伸的、激起民族强烈表现欲望的，也是旅游业。厚道地说，文化原教旨主义也没有什么不好，它可以跟市场经济的低俗形成一对矛盾，去制约旅游业为了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把民族文化蛀蚀、分解、异化。因此，旅游和民族文化的和谐发展，应该相互感恩，而不是对立。
所以，在民族服饰问题上，旅游业用不羞羞答答。应该明召大号地要求民族服饰，担当起民族个性标志的事物，是旅游市场的本分。这样，不仅政府有关部门对土家服饰的研发负有不可推卸的引导责任，而且旅游部门应担当起更大责任。
二
王平先生对今天土家服饰的研发，提出的近似值是“游客希望看到的”那种服饰。这是一个很中庸的概括。
在一次“土家服饰研讨会”散会后，一位与会的朋友问我，到底什么是土家服饰？笔者不假思索地反问说，到底什么是汉族服饰？看似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它们指向的都是同一文化困惑：谁见过一成不变的土家服饰？谁又见过一成不变的汉族服饰？但可以说，谁都见到过，又谁都没有见到过。这种回答是一个文化佯谬：因为我们“见到的”只是对服饰上一些民族文化符号和文化元素的记忆；谁也无法见到那款“一成不变”的民族服装，因为它是根本不存在的。唐装总算最成功的民族服饰吧，全世界元首都穿着亮相，任何广告也没有这么大的效应，但是，在火了一阵之后，也从市场上逐渐淡出了。其实，这个问题，也是许多业内人士关注和思考的问题。土家服饰问题，绝不是一个文化的“伪命题”。因为全世界服装在新潮流引领下的趋同，正像一匹蛮牛，谁也无法阻挡这股时尚潮闯过民族的风雨桥。所以，要研发出一批游客希望看到的，而又受本民族群体喜爱而愿意穿着的服饰，实在是一项艰巨的系统工程。
值得庆幸的是，土家服饰文化的研究，已经摆脱了曾经的天真，从而走向成熟。一是，“摆脱”了在那些土家“化石服饰”上无益的纠缠和心思的浪费。比如，学者们都爱说到《黄师姐》的服饰，尤其那根“丝帕子”的事，如果当年也有旅游业（我是说“如果”），那么，它的确能赶上当年的服饰审美的时髦，因为当年中原妇女的头饰，已经是满头皇皇，如银簪、金钗、流苏、步摇。对比下，黄师姐这位漂亮的土家女巫，确实创造出了当年中原游客所希望看到的“菩萨蛮”形象，在山外人眼里，能产生“异域美”的冲击效果。但如果让它戴在今天土家青少年身上，作为窗口展示，合适吗？二是，研发中学界已开始注意到，对那些“转基因”土家服饰的逐渐汰除、摒弃。如眼下那些大红大绿、花边综杂的腰鼓队服装，只有花哨，没有土家文化符号和美感，但它们像稗草一样，生命力极强，满街皆是。这当然是在没有文化参照的情况下，胡思乱想制作出来的，是土家“服饰污染”，因而戏称它们是“转基因”服饰。这不能怨大婶大妈们，她们穿着土家服饰的热情，是难能可贵的。她们活动在城市这个最显眼的窗口内，应该爱护她们的文化热情，有关部门应该为她们制作出山外游客希望看到的那种土家服饰，为了新研发的土家服饰能够迅速普及，甚至可以向她们免费发放，使她们成为漂亮的土家老太，成为理想的土家文化风景。
什么是游客希望看到的土家服饰？今天学者专家们在理论层面上已达成了共识，即提炼、升华土家服饰的文化元素，用文化符号作为民族个性化标志。而且，我们欣喜地看到，在实践层面上，也收到了可喜的成效。恩施州民宗委、恩施职院主办的《土家服饰特辑》（2008年《鄂西民族》第四期）展示了许多新研发的土家服饰，越来越受到欢迎。尤其是该图册36到37面所展示的服饰，符号简洁，保留了土家族服饰的主要元素，又跟现代时尚隐约尾随，而不露行藏，终于找到了服装研发的感觉。这是土家服饰研发工作者前赴后继得到的杓步成果。虽然全册所展示的服装中，也有许多符号用得太多、太滥，形成文化元素和文化符号的堆砌；有的则在元素和符号的使用上欠“巧”，过度渲染……但“看者容易做者难”，《特辑》中那些已经达到了精美的服饰，本身就是最好的研发示范，可以试行推介穿着，并让它们永远置于市场的修改诉求之中。建议不要急于对土家服饰进行规范，以永远保持土家服饰研发成果的生命力。因为服饰上元素和符号的使用，需要高度的文化概括和艺术性浓缩，无论怎样费尽心思都不过分。
三
土家服饰要想能担当起民族个性化标志，研制者要想它成为产业，就不能闭门造车，必需具有文化的大器。应该向民间广泛搜集传统上曾经喜闻乐见、又被丢失的文化符号，使服饰上应有的土家文化元素更加丰富多彩。只要是来自民族、民间的，就能说明一切，否则，什么都说明不了。据笔者所知，土家民间遗落有大量尚未被发现，而又可以用于土家服饰的文化符号。除了被广泛使用的“白虎”符号、西兰卡普符号外，民间图案中，还有许多可以为土家服饰所用的符号，举几个有关土家生命原型记忆的符号。一、“长春合欢藤”：是两股绞缠的青藤，是一个把“二蛇襄芜”（交合蛇象）图案艺术化、抽象化，最终符号化的结果。这个生命活动的符号，是民族为了对人种起源记忆的恒久和方便，民族文化无疑进行了精心的创作和浓缩，这也是民间文化力所能及的艺术处理。它的文化隐喻，是土家始祖傩公、始祖母傩母（人首蛇身的伏羲、女娲创世神话）生命创造原型。该图案原来多用于帐檐绣花，手巾绣花。由于它的改造空间大，颜色可按需配搭，可用于上衣排扣两侧作饰纹，也可以用做襟袖花边。使用如西兰卡普花边一样方便、随意。二、恩施土司城李超先生很喜欢一个符号性图案，这里姑且为它命名为“阳石一箭”。是一个圆形图案，不知原创者为谁。是浓缩廪君与盐水女神故事（土家经典神话）的符号化。三、“栏杆（杆栏）眺月”，又叫“眺月求子”，这是当年在旧庄园财主家，嫁娘新婚期使用的头饰的命名。“栏杆”，是一条加了映衬的绣花条纹头箍，如土家吊脚楼栏杆。上绣有杆栏式条纹，尾端缀有钮扣或系结带儿。“月”，是缀在头箍中央的圆布绣牌，是一个直径比栏杆略长的圆牌。上面绣有一株车前草，或葡萄串，总之，是一些多子的符号。这符号是1956年冬，笔者从恩施市芭蕉乡朱砂溪一位龙妈妈那里见到的。对这类符号，很可能由于我们不能作出准确的文化解码，而弃之如草芥。笔者相信，文化工作者只要有高度的责任感，关注“田野”，一定会发现许多民族服饰元素。
土家服饰有了丰富多彩的土家文化元素和符号，一定能更理直气壮地担当起民族文化的个性化标志。在研发上就会更加自由，设计空间也更加广阔，因为服饰可以千变万化，而它的民族文化的内涵，不会丟失，只会越来越彰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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