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间信仰与民族精神的札记

2009-03-16 15:56:57 作者：56china 来源：王明析浏览次数：0

一种文化，或者说一种民族精神，能够历经漫长的历史征程而不衰竭，其传承必定是一个不断扬弃和吸收的过程。务川仡佬族世居务川这片热土，历经数千年风霜雪雨的浸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依然充满生机与活力，如果没有一种文化和民族精神作为支撑，显然是无法解释的。近年来，笔者因为工作关系，翻阅过一些文献史料，对务川的民族民间文化做过一些“田野考察”，在编辑《仡佬之源》和《丹砂古县的文化记忆》的过程中，一些思考已零星嵌入两书。本文现将以这些思考为基础，就务川仡佬族“忠孝、崇文、开放、坚韧”的民族精神特征，再谈一些粗浅的见解。

务川仡佬族最早生存繁衍于洪渡河流域。虽然新田院子箐史前文化遗址的发现，可能还无法作为“信史”说明当时生活在这里的“晚期智人”就是务川仡佬族的祖先，但是，两千多年前，务川仡佬人就已在洪渡河流域采砂炼汞的史实却能见诸各类史料文献和现实遗存。大坪江边一带大量汉墓的出现，不仅是以楚文化为主的中原文化第一次大规模进入务川这块“蛮夷之地”，而且也是务川仡佬土著文化经历第一次嬗变的肇始和开放精神的重要体现。务川仡佬族从来就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民族，在深藏民族文化记忆的同时，也大胆接纳了外来的先进文化，有很强的开放胸襟。例如在婚丧嫁娶这类最能凸现民族特征的文化礼仪中，就既有鲜明的民族特征，也有浓郁的汉文化色彩。从散落在务川万山丛中的众多仡佬古墓石雕图案看，可以发现一个比较显著的特点：墓茔的显赫位置和中心地带几乎都由鹰和飞鸟掌控着（这显然是务川仡佬族有明显飞鸟图腾崇拜意识的体现），龙与狮子这一类猛兽在古墓上所占据的位置一般都不显赫，多是充当“守护神”的角色，只在墓前的石柱等位置上作飞腾状；而不少古墓在生动雕刻务川仡佬人农耕渔猎生活图案的同时，以三国故事等为题材的雕刻大量出现，则明显是对汉文化的一种认同。在婚嫁礼俗上，既沿用汉俗将民间婚嫁礼仪规范为问名、纳征、纳彩、纳吉、请期、亲迎六大程序，同时也保留了很多本民族习俗，例如拿书子、打闹台、回车马、净手、吃盒肉、冠筓、带客、摆礼、告定、拜茶、讨发脚杯等。凡此种种，无不体现出这个古老民族善于吸纳先进文化，富有开放进取精神的重要特征。 

文化在民间，民间文化是民族的根。在对务川仡佬族文化成因和渊源进行“田野考察”的过程中，笔者看到，无论时代怎样进步，生活在农村的仡佬乡民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自己固有的民间文化。除了上面讲到的婚丧嫁娶外，务川仡佬人住宅样式的选择与布局，家族的绵延理念，对祖先的追念和祭奠，迎来送往的礼仪和节庆的仪式等，可能因富裕程度的不同而简繁不一，但其遮蔽着的、埋藏在老百姓内心深处的民间信仰却始终没有变化。这种民间信仰理念的核心首推“忠孝”，申祐即为这种文化培育的最为杰出的仡佬英才。

申祐（1425—1449年）字天锡，“世居务川县火炭垭。幼有至性，颖异不群。”明正统九（1444年）年参加京试中甲子科进士，官拜四川道监察御史。在嘉靖版《思南府志》和道光版《思南府续志》等史书中，除生动记述了他少年“虎口救父”的壮举外，对他在“土木堡之变”中为保明英宗的安全，穿龙衣，乘舆出征诱敌而遇难的义举也有记载。明代思南府各州县奉旨建立的申祐祠，显然是对仡佬英才申祐“忠孝精神”的旌表。在涪洋辰溪人李英才（1605—1694年）身上，务川仡佬族人的“忠孝精神”也有鲜明的体现。李英才39岁在贵阳中举后，醉心于家学，因为成功培养了5个儿子中举入仕而声名远播。康熙十二年（1673年）吴三桂叛清，十二月占领贵阳后，专程遣史来务川辰溪聘李英才为幕僚，但李英才佯作疯癫坚拒之。显然，在李英才眼里，他坚决不与叛逆吴三桂合作之选择是一种“忠义之举”。务川三坑人王济辉（1866—1918年），清光绪二十三年（1879年）中举，在回乡经历了一段时间的办学后，又留学日本。学成回国曾先后担任地方官员多年。在吉林省临江县任知事时，对日本间谍在其辖地私绘地图之举，也进行了义正词严的坚决的抵制。

闪耀在申祐等仡佬英才身上的这种忠孝精神，也是务川普通仡佬族人家的基本人生信仰。行走乡间，我们可以发现一个极为普遍的现象：无论贫富，但仡佬乡民家中的神龛制作都极为讲究，且相对保存较完好，对“天地国亲师”的尊崇意识明显要强于“城里人”。在一些较偏僻的山寨，建于清代的一些民居虽已破旧不堪和日渐残损，但我们仍能通过触摸其木雕和石刻明显感受到这种民间信仰的脉搏和心跳。桃符马滚坡与申祐家乡火炭垭（今龙潭村）只有一山之隔，当地人皆为申祐后裔之一族，在大山深处的这个村寨里，笔者曾在一户农家小院残存的石院墙朝门两边石拄上看到过一副横批为“忠孝节义”的对联：旌表门闾节孝炫昭寰宇，灵钟毓秀山川应启人文。石门横梁上原有石碑一块，虽已倒塌于地，但上面镌刻的“奉旨旌表知县事戴永清题”十一个楷书字依然清晰如初。在大坪镇龙潭村一个叫花院子的小山村，有一户农家大院的院墙虽建于清代，但至今保存尚较完好。在惊叹其院墙形制精美的同时，笔者更被镶嵌在房屋正面木窗棂中的那副对联深深触动了：文章思报国，忠孝可传家。类似民间文化信仰的文化遗迹，在务川民间并不鲜见。随着时代的变迁，虽然“物”的存在显得不可避免的日渐残损，但“人”的忠孝精神却没有因此随之消逝。 

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制约，务川仡佬族在日常生产劳作和生活习俗方面，基本沿袭祖祖辈辈的简单生活方式顽强地生活在大山深处，但在精神层面的追求上，却有很浓郁的崇文意识，也就是对文化和教育的尊崇。在务川很多地方，不仅有许多仡佬族文化痕迹明显的地名，如仡佬山、仡佬箐、葛僚寨、濮家山、濮竹溪等，而且在大山深处还散落有一些以学堂坝、学堂坪、学堂堡、官学为名的仡佬村寨。在桃符马滚坡这样偏僻的仡佬山寨，笔者发现，这里的仡佬人就有异常浓厚的崇文情结。当地人对写有字的纸片是不能乱仍的，只能丢进专为存“字纸”的字仓中。字仓建于清道光八年，2008年夏末，笔者在马滚坡看到这座形似石塔的特殊建筑时，它依然几近完好无损地矗立在一棵千年古柏树旁，让人不由心生遐思。明清时期，务川城乡出现了众多书院，文风大盛，中举入仕的仡佬人已不再是凤毛麟角。《南园纪事》曾记：（务川）“自隋开皇置县，为苗夷共处。唐宋以后，稍进文明至明之世，间有科甲。火炭垭侍御申公天佑祖，实为破天荒功名之第一伟大者，迄清末叶，犹无其人与并焉。出任知事、知府者亦有，但不过一、二人。文风则至清季最盛，思南府所属德、印、婺，几以婺为首屈一指。”至此，秦汉时期地属“黔古邑，僻在西南隅”的务川，“声华文物未著”的现状已经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以至明代理学名臣李渭也因此由衷惊叹：“我国家天启圣治，函夏沾浃；思州文学，婺先被之。”

明清至民国时期，务川仡佬人通过科举入仕之路走出大山的已不鲜见，像邹庆、申祐、杨光权、申允继、聂树揩、王济辉、李庆云、龚植三等，都可谓其中的代表性人物。

龚植三（1874-1934年），字培生，务川县城人，自幼师从王济辉。宣统元年（1908年），龚以优异成绩公费留学日本，考入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归国后，曾任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政府秘书，继任上海民国政法大学校长。袁世凯图谋称帝，龚植三积极反对其倒行逆施，被袁抓捕入狱。后来获释，龚植三毅然回黔，出任贵州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校长。1930年，龚植三创办贵州省高级中学，首任校长。贵州大学堂是我省高等教育的第一块里程碑，查阅贵州大学校园网，我们可以在《贵州大学堂对贵州现代教育的贡献》一文中看到，龚植三是该校学有所成的代表人物之一。纵观龚植三一生经历，我们可以大胆地说，这个出生在务川仡佬山乡的仡佬人，实际上是一名出色的教育专家。

如果说龚植三是文人出生，办学兴教可能不足为奇，那么投身军界的龚伯宏慷慨捐赠图书之举，则无论如何也应该算作务川仡佬人崇文意识比较典型的体现了。1932年，时任黔军第一师监理处保管股长的龚伯宏，从军日久，有了些积蓄，便想为家乡办点好事，以期造福桑梓。在广泛征求家乡亲友意见后，慨然出资银洋600元，向商务印书馆定购了《万有文库》二辑一套，共万余册。时光流逝，今天在务川中学图书馆看到这批残存的图书，尤其是那些扉叶右下角印有小篆阳文白底红字“龚伯宏捐赠”的长方形压角章，依然能让人感慨万千！冥冥中，甚至好像还能听到已逝先人对后来者殷勤的叮嘱。 

丹砂的开采冶炼不仅是务川仡佬族最具信史性质的一部民族史，而且也很集中地体现了务川仡佬人坚忍不拔的民族精神。在荒凉而又陡峭的大山里，仡佬人用“打岩子”的原始劳作方式采砂炼汞，其艰辛可想而知。但正是在“这样一件从坚硬的石崖上靠人力‘寻宝’的艰苦工作中，逐渐磨砺成了坚韧不拔、锲而不舍、人定胜天、吃苦耐劳的乐观性格”，致使其成为务川仡佬族“由濮由僚而仡佬历经二千多年历史沧桑的仡佬人始终不灭的一个重要原因”（邹进杨《试述丹砂生产与务川社会发展》）。

有专家学者说，一个民族如果丧失了本民族的语言文字，这个民族就应该算是消亡了。笔者对此不敢苟同。民族消亡与否，并不取决于此，关键还是要看该民族的民族文化记忆是否还清晰存留，以及这个民族的文化信仰和民族精神是否还延续在这个民族的血脉。只要深入民间，我们可以发现，在丹砂古县这块热土上，务川仡佬族人的民族文化记忆从未消失，他们是务川这块土地的原住民族，忠孝、崇文、开放、坚韧的民族精神不仅成就了他们过去的辉煌，相信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也必定会书写出无愧于时代的新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