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之辨
2012-11-16 15:38:50 作者：马戎 来源：中国民族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条
在费孝通的文章发表后，顾颉刚先后写了两篇长文作为回应，从而使这一讨论不断深入。</p>
以“德王”为例坦陈对“民族”一词的认识过程
首先，顾颉刚坦诚地承认自己对于“民族”一词的理解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他在之前的关于中国历史的研究中，也曾非常广泛地使用“民族”来称呼历史上的各个群体。</p>
“我当初使用这‘民族’一名正同你的意思一样，凡是文化、语言、体质有一点不同的就称之为一个民族。请你翻出我的《古史辨》看，‘夏民族’、‘商民族’、‘周民族’、‘楚民族’、‘越民族’……写得真太多了。向来汉人自己都说是黄帝子孙，我研究古史的结果，确知黄帝传说是后起的，把许多国君的祖先拉到黄帝的系统下更是秦汉间人所伪造，于是我断然地说，汉人是许多民族混合起来的，他不是一个民族。但是九·一八的炮声响了，伪满洲国在伪‘民族自决’的口号下成立了，我才觉得这‘民族’不该乱用，开始慎重起来。”
顾颉刚举了一些十分生动的例子，来说明他所接触的那些主张“民族自决”人物的具体情况。在这些具体场景中，既不存在政治压迫的因素，甚至也没有那么突出的文化差异，而很显然是外来的“民族”意识在引导当事人的认同观念，同时这些政治人物对自身权力、经济利益的考量也发挥着更显著的作用。</p>
“犹记我们访问德王，听他的话是北平话，看他所读的书全是汉文书籍，问一问他所受的教育，知道他从小在归化城里读汉文。我们吃饭时随便讲笑话，他也能从人名作对子，受汉文化陶冶之深真与汉人无二。可是他正式向我们宣讲时便只说蒙古话，而担任翻译的那位职员虽然生长在北平，说得一口极流利的京话，并且能唱京剧，也惺惺地作态道：‘兄弟是蒙古人，汉话说不好，请诸位原谅！’我当时禁不住对他们起了反感。我想，我们都是中华民国的人民，北平话原是我们的‘国语’，而且你们说来比我们南方人还强得多，为什么要摆出这样的虚架子来？这当然是他们胸中横梗着‘民族’的成见，以为‘你们是汉民族，我们是蒙民族，我们应说自己言语来表示我们的民族意识’。在这种情形之下，使我更觉得民族二字的用法实有就亟纠正的必要，否则，各部分分崩离析起来，我们还说什么中华民国和中华民族！”
针对当时所谓的“内蒙古自治”，顾颉刚认为“这不过是几个上层分子在伪满洲国建立之后，要使自己的地位有举足轻重之势，做出一番投机事业而已。他们会公开地向我们讲，‘自从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成立之后，中央政府答应每月给发经费三万元，但日本人来拉了，说你们若到我们这边来，每月稳给三十万元。我们究竟走那条路，是应当考虑的’。那时我们就料到，他们如果唯利是图，那么以‘民族自决’开始者必将以‘出卖民族’终结。果然，两年之后，德王就投到日本人的怀抱里去了”。</p>
当然，历史上的德王在鼓动“内蒙古自治”时的真实动机是什么，是不能单凭某个人一两次见面的印象就得出结论的，但顾颉刚对于一些从事民族分裂活动者的分析逻辑至少还是可以成立的。</p>
写出在西北地区的亲眼所见，展拳拳爱国之心</strong>
顾颉刚又提到了自己在西北亲眼看到的回汉之间的隔阂。</p>
“住在洮河西边的回民，日用的东西不能不到东岸的城市里来购买，但买得即走，不吃一餐饭，不睡一夜觉。某一个城，权力属于回民，他们看见汉人手里提了猪肉就包围起来，给他一顿毒打；几个汉人聚在一处谈话，就犯了阴谋的嫌疑。只要地方上起一小乱子，那一定转弯抹角讲作了回汉问题，大打电报，广发传单，造成一个恐怖的局面。学校各设各的，校长是汉人当然招不到一个回民学生，回民当了校长，汉人子弟也不会有一个上门……我看了这种情形，心头痛如刀割，推原这种情形的造成，还是‘民族’二字的作祟。本来没有这个名词时，每次内乱只是局部的事件，这件事一解决就终止了。现在大家嘴里用惯了这个名词，每逢起了什么争执和变动，大家就不先去批评那一方面的是非曲直，只说是某民族与某民族之争，于是身列于某民族的，即使明知自己方面起哄的人是怎样轻举妄动，也必为民族主义努力，替他回护或报仇，而私人的事就变成了公众的事，随时把星星之火扩而充之，至于天崩地裂的可能。事件平了，两族的冤仇就永远记住了，报复的机会是总有一天会来到的。”
顾颉刚所描述的上世纪30年代存在于西北地区回汉之间的种种隔膜表现，今天读来并不陌生。</p>
顾颉刚之所以大声疾呼，要大家认识到国家统一受到威胁，希望大家接受“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立场，是因为1939年抗日战争形势的危急。这一年日寇先后攻占了南昌、长沙，轰炸重庆，汪精卫加紧筹建伪政权，日寇加强对内蒙古、宁夏、青海、云南等地的渗透，全力破坏全国各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而自己在西北的亲身经历，更使得顾颉刚对民族分裂的潜在危机忧心忡忡。</p>
对于都有哪些要素来构成一个“民族”，顾颉刚比较强调的是“政治”因素，即一个国家全体国民所应当具备的政治认同，但他同时承认，语言、文化和体质因素对于一个民族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p>
“民族是由政治现象（国家的组织、外邻的压迫）所造成的心理现象（团结的情绪），它和语言、文化及体质固然可以发生关系，因为凡是同语言、同文化和同体质的人总是比较相处的近，容易团结起来。但民族的基础绝不建筑在语言、文化及体质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顺了自然演进的，而民族则是凭了人们的意志而造成的，所以一个民族里可以包含许多异语言、异文化、异体质的分子（如美国），而同语言、同文化、同体质的人们也可因政治及地域的关系而分作两个民族（如英和美）。”
参照我们今天讨论“民族”概念时所参照的西方民族主义理论，强调民族的“政治层面”（国家的组织、平等的公民权等）的观点比较接近英国学者安东尼·史密斯归纳的“公民的民族模式”，这是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最为关注的领域。而看重语言、文化和体质等因素的观点则更接近安东尼·史密斯提出的“族群民族主义模式”，这是西方人类学家最关注的领域。我们不能要求1939年主要研究中国古代史的顾颉刚也深通西方人类学和西方政治史，他也坦诚地谈到自己知识的局限。每个学者都有自己的具体研究领域和知识积累，令我们敬佩的，不只是顾颉刚的学识和声望，而是他那一颗拳拳爱国之心。</p>
“我虽是没有研究过社会人类学，不能根据了专门的学理来建立我的理论，可是我所处的时代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危的时代。我所得的经验是亲身接触的边民受苦受欺的经验，我有爱国心，我有同情心，我便不忍不这样说。”
顾颉刚的这些话是写给全体中国人的，既包括了汉族，也包括了日寇积极拉拢的各少数民族的精英人物和民众。</p>
“我们所失去的土地暂时不必提了，伪满洲国也是大家明白的事情了，其他蒙（古）、回、藏、苗……的土地，哪里不曾印着帝国主义者的爪牙们的足迹，蒙（古）、回、藏、苗……的人们，哪个不会直接或间接受着帝国主义的爪牙们的拉拢。他们伪编民族历史，鼓吹民族自决，鼓动收复失地，制造边民和汉人的恶感，无微不至，无孔不入，甜言蜜语，好像吊死鬼骗人游花园，一上了套就是他们的了。如果羡慕了自成一个民族的美名，依靠了他们恶意的帮助，自欺欺人地独立起来，眼看一个个亡在帝国主义者的手里，大批的人民及其子孙都沉沦为奴隶，到那时再懊悔也就来不及了。”
当然，21世纪的今天已不再是当年帝国主义侵占殖民地、直接对殖民地各族民众进行政治统治和经济剥削的年代了，这些昔日的帝国主义国家已经转而把自己打扮成“人权捍卫者”和“少数民族争取民族自决权的保护者”，以不同的方式和口号来介入和干涉其他国家内部的民族矛盾。时代不同了，但是，顾颉刚对中国各少数民族的告诫依然是十分中肯的。“伪编民族历史，鼓吹民族自决，鼓动收复失地，制造边民（少数民族群众）和汉人的恶感”，无论在境内还是境外，像这样的事在今天就没有人仍在继续做吗？
(编辑：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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