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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的“民族指纹”

2012-11-25 20:14:05 作者:龚举善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浏览次数:0 网友评论 0

莫言的作品具有基于民族根系、生命崇拜和中国式先锋表达的新型创作风格,以“民族指纹”的形式区别于既往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


 【核心提示】莫言的作品具有基于民族根系、生命崇拜和中国式先锋表达的新型创作风格,以“民族指纹”的形式区别于既往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由此,莫言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运行的新生面,而且据此丰富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中国经验和东方想象。<br />
  莫言的作品具有基于民族根系、生命崇拜和中国式先锋表达的新型创作风格,以“民族指纹”的形式区别于既往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由此,莫言不仅开启了中国文学现代运行的新生面,而且据此丰富了当今世界文学的中国经验和东方想象。<br />
  深厚的民族根系<br />
  莫言的民族根系以及由此而来的渗透于作品中的中国气派,取决于高密乡土背景、童年生活记忆、民间文化传承和古典文学滋养四大要素。<br />
  从莫言创作的实际场域来看,应该有三个&ldquo;高密”:自在自为的高密、童年和青年时代记忆中的高密、作者想象中的高密。&ldquo;高密东北乡&rdquo;既是作家故乡的&ldquo;肉身”,也是莫言系列作品发生背景的文化代码,因而有着至高无上的现实与文学的双重意义。他从内心发出呼唤&mdash;—“高密东北乡,生我养我的地方,尽管你让我饱经苦难,我还是为你泣血歌唱。&rdquo;在《白狗秋千架》中,莫言首次使用了&ldquo;高密东北乡&rdquo;这一乡村概念,由此确定了他创作的基准背景,这是莫言乡土文学叙事的&ldquo;泉眼”。<br />
  童年记忆和青少年经历在莫言创作中具有总体上的“原型”意义,特别是饥饿、孤独、顽皮以及源自母亲的坚韧与温暖。物质生活的贫乏,使这位多话而好动的“高密儿子”将流传于当地的民间故事和本土茂腔作为接济的&ldquo;零食”。这不仅极大地扩展了他的想象世界,培育了他善思而幽默的个人品质,而且为其日后创作积淀了丰厚的素材。<br />
  鲜明的乡土特色、疼痛的童年记忆、地道的民间启蒙、扎实的文学积累、好学的思维定势以及附带东方幽默因子的表达惯性,使莫言不仅成为了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而且以其不可复制的创作风格获得了世界文坛的热情拥抱,即所谓以文学方式满足了西方世界对于乡土中国的“东方想象”。<br />
  浓烈的生命崇拜<br />
  莫言的&ldquo;中国乡土”尽管不等于&ldquo;乡土中国”,但那些生活在&ldquo;中国乡土”的&ldquo;乡里乡亲”无疑具有很强的聚焦功能,拥有极其明确和相对稳定的中国作风和特色。透过莫言笔下那些家亲、族亲和乡亲们的喜怒哀乐与生死抉择,我们强烈地感受到生命的珍贵与尊严,它所蕴涵的深沉的生命崇拜意识能够异常有力地刺痛读者的神经,引发文明人类的共振与同情。用莫言的话说:“我的作品表现了中国人民的生活,表现了中国独特的文化和风情,也表现了广泛意义上的人,这样的作品超越了地区和种族的局限。&rdquo;

  莫言作品中的生命崇拜主要表现女性崇拜、生殖崇拜和强人崇拜。具体在文本中,这三个层面常常相互交织,给人以博大、幽旷、深邃的艺术冲击力量。<br />
  关于女性崇拜特别是母性崇拜的因由,莫言解释说,主要源于自己的母亲。&ldquo;每当遇到重大转折,重大危险的时候,女性的表现,母亲的表现,奶奶的表现,都要比父亲和爷爷坚强。事实证明我的母亲是对的,无论遇到多么大的事情,只要咬紧牙关,坚持下去还是会否极泰来。&rdquo;受此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多是美丽、坚韧、叛逆的,当然通常也是艰辛、屈辱、不幸的,因而具有很强的生活似真性与艺术典型性。<br />
  莫言作品的生命崇拜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1980年代作品《红高粱家族》,全力张扬女性的外在美和内在美,兼及男性旺盛昂扬的生命活力与刚烈勇义的民族志气;1990年代代表作品,表达了对女性坚毅、隐忍的品格和旺盛的生育力及对男权思想的鞭挞;新世纪作品《蛙》,则深刻解剖了当代知识分子的卑微灵魂和软弱生态。从这种意义上讲,莫言从赞美到审思再到批判的生命观的演进过程总体上呈深化态势,这种态势以&ldquo;内功”的形式促成了作者创作路径的现代转型。<br />
  先锋式文体姿态<br />
  莫言作品艺术表达,除借用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诸如象征主义、存在主义、黑色幽默、荒诞派、意识流小说、魔幻现实主义等)之外,更重要的是指他那“借用”之后富有本土味的现代感、开放式的率性以及兼容性的实验,并非全部从西方“拿来”。尤其是莫言的小说,多以奇诡富丽的想象、荒诞不经的手法、跳动不居的时空、变幻莫测的意象、虚实相生的隐喻、富有质感的语言来勾连童年梦幻、故乡风俗、乡野风情和个人体验,创造出似是而非、似非而是、若即若离、玄奥新奇的梦幻般的“高密世俗风情图&rdquo;,读后产生一种欲罢不能的阅读张力和陌生幻觉。<br />
  莫言不仅巧于借鉴西方,而且善于学习包括日本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在内的东方作家的写作优长。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蛙》的创作。《蛙》中五封信的接收者&ldquo;杉谷义人”隐喻的正是大江健三郎,客观上隐含着中日友好的诉求。莫言希望《蛙》能够成为他自己30多年创作生涯中真正的转型之作,并试图实现三方面的突破,即要有新的思想元素,要塑造过去文学作品里没有出现的人物,要有非常清醒的文体意识,包括语言和结构。<br />
  事实上,莫言的文体探索更得益于个人独特的乡土经验、生命意识以及源于博大深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滋养。<br />
(编辑:阳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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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莫言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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