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少衡
《地下党》 杨少衡 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11年11月版
本报记者 强雯
重庆日报：您曾经创作的《林老板的枪》、《尼古丁》等现实题材的小说，获得过读者的一致好评。而最近这部《地下党》，则完全是描写革命斗争的惊险小说。从现实题材到烽火岁月里的地下斗争的涉及，如何完成这个转变?
杨少衡：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家乡的市委党校干部培训班毕业，与我的几个同学一起被借用在市委组织部，任务是编写地方组织史。按照分工，我与一位来自党史办的老同志负责新中国成立前的部分，要从各种历史材料包括旧日报纸档案中梳理出当年闽南中共地下组织的发展脉络。我们的工作地点在档案馆，我在那里待了将近一年，查阅了大量内部资料，走访了不少当事者，听到许多故事，留下许多感慨。那时我就打定主意，有朝一日要写这些故事和人物。经过二十余年酝酿，去年终于下笔，有了这本《地下党》。
重庆日报：您本人是闽南地下党后代，母亲就是地下党，成长过程中又目睹了海峡两岸的空战、海战、炮战以及走向和平的历程，这种经历对您这部小说的创作有着怎样的影响呢?
杨少衡：我的家庭情况比较特别：父亲是河南林州人，抗战时期入伍，1949年来到福建，是那个时代人们常说的“南下干部”之一员。我母亲是本地人，解放战争期间在厦门国立侨民师范学校参加地下党，她的学校学生多出自贫寒人家，当时校内有中共三个地下组织活动，三个组织分别隶属于不同上级，1949年春，地下党员总数达到在校学生总数一半以上。我出生于这样的家庭，留有一些几乎可说是与生俱来的烙印，《地下党》里的许多人物与故事可称出自自己自小所见所闻。
重庆日报：在《地下党》这部小说中，您大量运用了福建的“地方性元素”，比如当地的方言、特有物件的描写等。有人说，艺术只有是民族的，才能是世界的。是否可以套用来说，只有是地方的，才是普遍的?您觉得，小说中的这些“地方性元素”，对《地下党》这部小说有着怎样的影响?
杨少衡：适当的地方性元素使小说与现实更为贴近，读者可以通过其色彩感知当地独特的环境。作为一个生长在东南沿海区域的作家，我非常希望能够通过自己的笔把这里的人物与场景描绘出来，让生活于其他方位、角落的读者能够产生兴趣。我笔下的许多东西目前被称为“闽南文化”，这一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有如闽南方言是汉语八大方言之一。但是在小说里融进地方性元素得讲究适当，我掌握的基本点是读来顺当，不能出现接受方面的障碍。如果让广大读者读小说需要借助词典和注释，效果会适得其反。
重庆日报：您的这部《地下党》涉及了很多刚刚解密的题材，触碰到了很多之前从未有作家敢于和能够触碰的问题。对此，您是否也曾心有顾忌?您又是如何看待写作中的“敏感题材”这一问题的?
杨少衡：从当年开始接触地方党史起，我就对闽南地下党中的台湾干部非常注意，当年我家乡福建漳州的第一个中共支部，以及随后成立的中共闽南部委(特委)组织，就是由一位台籍中共党员主持成立的，成立地点在一个台籍商人的农场办事处中。抗日战争胜利后，福建几个中共地下组织系统分别派出人员到台湾发展工作，他们的故事近来频频为人们谈及，可以在电影《云水谣》等影视作品里看到若干。
由于我写的是小说，不是历史研究文献或纪实作品，因此我所阅读和了解的历史资料更多地融合在小说的背景表现中，而不是在具体情节里。这可能是我对您所指的“敏感题材”的触碰方式。由于海峡两岸的特殊历史，涉台题材有一定敏感度，我觉得作家不应因此“退避三舍”，反应当去深入思考、表现。这当然有其难度，需要从大处把握，也要求找到某种恰当方式。我的办法就是以人物和故事为显性，具体地下组织和实际工作进程隐在背景中。小说主人公不是现实存在过的某位具体人物，是当年许多具体人物的复合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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