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邓小平提出“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使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第一次有了清晰而切实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实现现代化，是中华民族100多年来的理想，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许多先进人物为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尝试和奋斗，但真正把它提到历史进程的是中国共产党。1954年，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同志、周恩来同志第一次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要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强国。1975年，在社会主义建设遭受了“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后，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仍然重申了“四个现代化”的目标。“四个现代化”目标的提出，表达了人民群众改变我国落后面貌、建设强大国家的愿望和追求，对于振奋民族精神，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意义。但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当时人们对现代化的内涵、中国实现现代化的艰巨性和长期性的认识是不足的。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从实际出发，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目标和步骤进行了深入的思考，提出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通过国民经济翻番地增长，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向人们展示了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的历史进程表，使中华民族100多年来在实现伟大复兴的征途中，第一次有了清晰而切实的战略目标和步骤。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一个实事求是、切实可行的发展战略。它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找准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起点和现实基础。它把解决人民温饱问题作为第一步目标，既反映了我国国情最大最普遍的实际，又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的根本宗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的现代化是从解决人民温饱问题开始的。然而，中国就是中国，中国只能从这里开始。回想起来，如果当时确定现代化的发展目标和步骤不是考虑从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开始，我们就有可能重复过去急躁冒进的错误，重现欲速而不达的局面。　　“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是一个体现和激发中华民族追赶先进的雄心壮志的发展战略。中华民族是一个敢于争先、不甘落后、自强不息的民族。这是实现民族复兴必不可少的精神条件。“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具有鲜明的追赶先进的意识。它向人们宣告，中国大约要用100年的时间，实现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用了两百多年的时间才实现的目标。早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邓小平同志就提出了追赶“亚洲四小龙”和西方发达国家的设想。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明确地提出：要抓住有利时机，加快我国经济的发展，“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一些发达地区要力争用20年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这个既体现雄心壮志又脚踏实地的战略目标，极大地凝聚了全民族的精神和力量。经过20多年的奋斗，在20世纪末，我们已经成功地实现了前两步战略目标，开始向第三步战略目标迈进。进入新世纪，党中央作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战略部署，并实现了良好的开局。可以预见，到本世纪中叶，第三步战略目标一定能够胜利实现。　　民族的复兴不仅仅是经济的繁荣，还包括政治、文化、科技、教育等的全面振兴。“三步走”的发展战略，最终的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为施行科教兴国战略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一位哲人说过：给我一个支点，我可以把地球撬起来。邓小平同志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找到了这样一个支点。他还对改革党和国家领导体制，健全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等，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思想和主张，为新时期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提供了科学的指导。　　邓小平提出“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构想，指导我们顺利地收回了对香港、澳门的主权，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民族复兴是相对民族衰落而言的。在鸦片战争以后的100多年里，中华民族走向衰落，主要的表现就是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欺凌，被迫一次又一次地割地求和，从而一次又一次地损害了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一次又一次地挫伤了中华民族的民族尊严和民族自信心。到20世纪80年代，香港、澳门还控制在西方国家手中。顺利收回对香港、澳门的主权，是新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特别的意义。曾有一个时期，国际上对香港、澳门问题十分关注，有的人甚至对中国能否顺利收回对香港的主权表示怀疑。在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中，英国领导人开始还坚持认为过去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是有效的，甚至提出用主权换治权，企图继续控制香港。对于这种无理要求，邓小平同志掷地有声地回答：主权问题是不容谈判的，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问题也是不能谈判的，不管以什么方式。他还说：到1997年中国如果不把香港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中英谈判前不久，在1982年9月召开的党的十二大上，邓小平同志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成功地运用于解决香港、澳门问题，最终切掉了19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留在中国领土上的尾巴，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上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国家的完全统一是民族复兴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何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台湾问题，是邓小平同志最为关切的问题之一。在他看来，祖国统一“这首先是个民族问题，民族的感情问题。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早在1979年，他就把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作为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的三大历史任务之一提了出来。为此，他不仅提出了“一国两制”统一祖国的基本方针，还针对“台独”势力分裂祖国的阴谋，从战略高度表达了解决台湾问题、维护祖国统一的坚定信心。他表示，我们坚持谋求以和平方式解决台湾问题，但是始终不能承诺放弃非和平方式，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放弃国家的统一。这一思想，对于我们党确立对台工作的方针，开创对台工作新局面，促进祖国完全统一，具有重要的意义。　　实现民族的复兴，不仅要坚定地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捍卫民族的尊严，还要为民族的生存发展创造和平的外部环境和有利条件。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同志正确把握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进一步确立和完善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在国际舞台上树立了中国改革开放和和平发展的新形象。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随着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变化，邓小平同志明确提出了“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的应对战略。10多年过去了，在这个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不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一方面，我们始终坚持一心一意地发展自己，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使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另一方面，在国际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成为一个负责任、有作为的大国，在国际舞台上展示了一个走向复兴的伟大民族的气魄和风貌。　　邓小平创立的理论和他的品格风范，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精神支柱和宝贵精神财富　　邓小平同志不仅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而且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奠基人。他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实践中，创立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产生的重大理论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毛泽东思想曾经哺育了一代人，成为党和人民战胜强大敌人、取得革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的强大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邓小平理论哺育了改革开放时期的一代新人，成为党和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新的征途上战胜困难、迎接挑战、开拓前进的新的思想武器和精神支柱。邓小平理论是邓小平同志留给党和人民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创立邓小平理论的过程中，邓小平同志开创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一代新风。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奋发向上、崇尚创新、人才辈出，因而更加充满希望。他的思想理论品格和作风也是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我们党继承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继承和发扬邓小平同志的品格风范，总结新的经验，进行理论创新，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成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又一新的理论成果。全党全国人民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引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将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创造新的业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