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 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

<STRONG>                </STRONG><STRONG>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民族的悲剧</STRONG>                                                             -------姚国华    在刘道玉先生《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北京首发式上，我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安静的听众。通常这种场合我是要发言，而且会引起听众关注的，但那整个下午我没有一丝发言的念头，可能是被众多精彩的演讲所吸引，也可能是因为我没有武汉大学的亲历，我只能算是道玉先生编外学生而已，不敢突兀。    晚饭时，我对同桌几位说到了一个话题，引起他们关注。我才意识到没有机会对更多人说，有点后悔。因此写下来，希望与更多人交流。我要说的是，道玉先生的悲剧，决不是他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个民族的悲剧，一个时代的悲剧，这是一个中国人至今没有走出，而且还将深深地影响着一代、两代人的悲剧（不少发言者对导致道玉先生下台的当事人耿耿于怀，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我们要看到，这个事情还有更加深厚得多的时代背景，某当事人不过是影子而已）。    有一位发言者提到，刘道玉的武大是当时中国的“小深圳”。这个比喻非常形象、直白地表达了武大当时在全国教育领域里的改革地位。可是，在一个对当代中国一无所知，却了解世界现代文明的人看来，一所大学的重要地位需要借助于一个经济特区的比喻来表达，真有点莫名其妙。    真正大学，从来就是一个特区。近代文明就是城市工商运动与大学运动相呼应的产物。巴黎大学之于法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之于英国，柏林洪堡大学之于德国，哈佛大学之于美国，福泽谕吉的庆应义塾之于日本，魏兹曼的希伯莱大学之于以色列等等，……每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莫不是以大学特区为中心。即便在现代中国，蔡元培的北大也是现代中国的真正起点，国共两党政权崛起的关键分别也是黄埔、延安这两所“准大学”，西南联大对现代中国的意义也是不言而喻的。    但是，今天国人却有一个经验——这是只有当代中国人才有的特殊经验，中国的繁荣与深圳这个地名联系在一起。这里竟然不是大学，不是教堂，不是革命根据地，而仅仅是南方海边的一个小渔村，是它引领了中国的改革开放。    凭什么？因为对面是香港，因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就是与国际接轨。换句话说，中国不是由内部智慧引领和创造的，而是由外部力量拽着走的。因此，与所有其它成功的现代国家不同，它的特区不是自己的大学，而是这个能看到外国榜样、能与之直接沟通（虽然还只是二手货）的小渔村。    刘道玉是幸运的，那是在改革初期，中国人内心的生命力还在激荡的时候，大学招生造成了整个民族精神的振奋，也带来了大学文化的繁荣。80年代初期，这位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这位最有胆识的大学改革家身上，聚焦了这个民族新生的希望。他是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洪堡、福泽谕吉、魏兹曼，有可能成为新时代的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的，有可能代表整个中华民族的发展方向的。    也许刘道玉本来是这样的人，所以他居然放弃了做团中央书记，放弃了做武汉市长，甚至放弃了做教育部长的机会，只是专心做一个大学校长。这在当代中国人看来是匪夷所思的，却不知在现代文明的国家，名牌大学校长是全社会最高的名誉。    然而，这是在中国，在一个只顾经济建设的中国，一个以跟踪别人既有时尚为发展之路的中国，一个由一帮愚昧的、鼠目寸光的经济学家主导的中国，一个以GDP的增长为转移的中国，一个居然想得出以大学产业化来拉动GDP增长这样荒诞主意的中国。    在这里，人是不需要拥有自己的大脑的，大学仅仅是服务于经济目标的工具。而且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学的独立思想和创造力不仅不是经济发展所需要的，而且还构成政治稳定的威胁。这样，大学的命运就可想而知了。    刘道玉，这面80年代大学改革的旗帜，可谓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他的命运原来早已注定。1989年初邓小平说，改革开放的最大失误是教育，似乎有了刘道玉命运的一线转机。但几个月之后，邓小平又补充说，教育失误主要是思想政治工作失误。此后，刘道玉彻底淡出了中国大学的视线。    道玉先生个人的命运既然与时代的命运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也成为我们至今而且将来绝对绕不过的话题。他没有走过去的路，我们终将要走下去。    从来没有一个现代民族的真正崛起，不是以自己真正的大学为核心的。    我说我在“反思改革开放”，大家会以为哗众取宠而已。如果有朋友有兴趣，请看拙著《全球化的人文审思与文化战略　文化立国－大学重建》，海天出版社。书中收有道玉先生照片一幅，由武大哲学系邓晓芒教授作序，武大校友至少可以看看这位著名哲学家的精彩评说。   <div id=[/im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