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亏我出生在1963年之后

“1959年11月到腊月，死的人多。老百姓一想那事就要流泪。饿死老人家的，饿死　　婆娘的，日子过得糊里糊涂。把人煮了吃，肉割来煮了吃……人什么也不想，什么也不　　怕，就想吃，想活。把娃娃、自己的娃娃吃下的，也有；把外面逃到村上的人杀了吃的，　　也有。吃下自己娃娃的，浮肿，中毒，不像人样子。有的病死了，也有救下的。吃了娃　　娃心里惨的，吃过就后悔了，自己恨自己。在村子里住不下去，没人理他，嫌他脏。”　　她依然那么坦然那么平静，“没了粮食吃，吃草叶子、树皮，半个月就不行了。一点东　　西不吃，男的三四天就死，女的还能多活三四天……那时候饿死也不知道往外跑。人都　　怕事，当时也是相信政策，只想中国党把人从水深火热中救出来，不会把人往死里饿。”　　饥饿，永远也望不到尽头的饥饿，把所有正常的脑瓜都搅得天昏地暗，一塌糊涂。　　大难临头的气氛笼罩着这个小村也笼罩着这一户农家。　　　　敢于想的办法均已想尽想绝。可以吃的以及不能吃的东西也已全部啃了，嚼了，吞　　下去了。榆树皮、杨树皮剥光了。柳树皮苦比黄连，也剥下来烤干磨成粉咽了下去。还　　有什么？荞麦皮点把火烧成灰，和在水里喝下去也管用，连棉絮也扒出来吃了。最后吃　　了荞衣，人肿得不成人样……　　　　死亡的感觉在饥饿的躯体里膨胀。这一户农家只剩下父亲和两个娃。父亲一动不动　　地偎在炕上，苟延残喘。娃娃们的忍耐力并不一定比大人强，但最后一点可以吃的东西　　是尽娃娃们吃。现在，只有他们还能动弹。女娃比男娃似乎更多一点气力。　　　　终于，整天整天死闭双眼再不说话的父亲这一天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他给　　锅里添上水，又在灶膛点了把火。女娃被赶了出去。临走她看见弟弟躺在床上。等她回　　来，弟弟不见了。锅里是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她吓坏了，整日呆在院子里不敢进　　屋。她看见了，灶边扔着一具白白的骨头。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她只是怕极了。　　　　隔了几日，父亲又从炕上歪歪斜斜地撑起了身。这一回他几乎是爬着给锅里添上水，　　又在灶膛点了把火。然后，他招招手，用女娃从没听见过的声音，断断续续地唤：“来，　　来。”　　　　女娃吓得浑身发抖，躲在门外大声哭。父亲还在唤她。女娃哭着说：“大大，别吃　　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　　　　这只是我听到的许多骇人听闻的真实片断中的一个。而这，则是1958年到1962年在　　通渭这块中国大地上的一种真实存在。<div id=[/img]

只是从老人的口传中有所了解.

　　以常理观之，领导层用制度的方式对17级以上干部实施照顾，是希望他们努力工作，更好地“带领群众抗灾救灾，恢复生产”。但部分地区却更热衷于借着 “照顾17级”的东风，将这个门缝越挤越大。据有关资料反映，1962年上半年，河北省唐山、承德等七个专区，大大突破“照顾17级”的范围，规定17级以上干部，每人每月供应食糖1斤、大豆3斤、食油0.5-3.5斤，肉0.5-3.5斤，鸡蛋0.5-2斤，纸烟2条，下水2-3斤，水产3-5斤，粉条 3-5斤，豆腐3-5斤。丰南县还别出心裁地将该县200余名负责干部分划为“三等九级”。县委书记处书记一级，平均每月吃掉鸡、鸭、猪羊肉40多斤，而县委第一书记一个月则分到了70多斤肉。[61]　　17级以上干部虽然较群众先吃了一步，或多吃了一些，但毕竟表明现在已经有了可吃的食物。1961年底，国家增加了城市人口的粮食定量标准。第二年初，虽然还有消极现象——仅河南商丘、开封、新乡、安阳、信阳6个专区外流饥民就达到了32万，[62]但全国经济形势已出现好转迹象。以浮肿病现象为例，1962年初江苏省浮肿病人达到39.3万人，虽比1961年底增加了8万多人，但比上一年同期仍减少了许多[63].伴随经济的逐步恢复，城市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也相应得到改善，代食品逐步退出人民生活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