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政务时评]影响当代政治走向的高层智囊——王、夏、俞的比较分析

作者：李仑初  提交日期：2005-9-19 09:00:41　　　　 在中国当下的政坛背后，活跃着一群普通人甚少详知的人物，他们为中国的改革及其领导人权力的巩固积极谋划，竭尽全力，这些人在一定时期内成为高层的座上客。智囊的抉择是高层决策系统的重中之重，直接决定着执政集团某一时期的执政方略和执政绩效，对不同智囊的学术背景、从政经历、政治理念等进行深层次的比较分析，有助于观察高层政策走向的变化、把握未来的政治格局。　　　　王沪宁　　　　 1986年，上海一位青年学者发表文章，提出在改革中必须有中央权力的必要集中，要依靠政府的力量来推进经济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他的文章引起了很大反响，上海知识界开始讨论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政府集权的作用，开始介绍亚洲四小龙经济的腾飞和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的有关发展中国家政治现代化的理论。这也是八十年代中后期在学术界、思想界风靡一时的新权威主义的理论萌芽。这位青年学者，就是现任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的王沪宁。　　　　 王沪宁，1955年10月6日出生于上海，1974年作为工农兵学员进入华东师范大学西语系学习法语，毕业后考入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攻读研究生。1995年，时任复旦国政系教授的王沪宁被调入中央政研室，先后任政治组组长、副主任、主任，并在十六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王沪宁之所以被江、曾等人看中调入中枢充当主要智囊，是因为他的理论研究工作适应了改革开放的需要，他曾经在一些文章中反复强调，一定的政治体制必须适应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条件，不能移花接木，也不能搞拔苗助长。在民主政治方面，他认为，政治体制改革不能超过我国现阶段的条件，要以发展生产力为中轴来发展民主政治，也只有这样，发展民主政治才是有效的。王沪宁调入北京后接受的第一项任务是参与起草十四届五中全会文件，在报告中系统阐述了“十二大关系”，当十二大关系作为全会内容被以决议形式传达以后，连国外媒体也表示了敬佩，美联社当天就发表评论，新决议无论从哪方面来看都是值得肯定的，它既表现了第三代领导人的群体智慧，又表现出了未来中国的强大希望。　　　　 王沪宁最大的贡献是，为江总提出了“三个代表”和“与时俱进”的理论体系，王沪宁还通过对我国现行政治制度的研究后认为，“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和推进民主政治，必须有统一和稳定的政治领导”，“以党内民主带动和推进全社会的民主”，这些深有见地的论述为我国政治改革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参考。　　　　夏勇　　　　 2000年9月22日，年仅39岁的夏勇走进中南海怀仁堂，为最高领导人和五十多位部长级领导干部开设法治讲座，讲述“西部开发与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法治保障”，面对这么多的高层领导，夏勇毫不胆怯，侃侃而谈。而在一次纪念香港基本法颁行15周年的座谈会上，夏勇微笑地对围堵他的众多记者说了一句话，我从不接受采访，其谨慎低调的行事风格可见一斑。　　　　 现年44岁的夏勇出生于湖北荆州，1978年入西南政法学习法律，毕业后留校任教，1989年考入北大法学院攻读法理学博士学位，后转入社科院法学所工作，2002年3月任所长。今年6月，被任命为国家保密局局长（副部级），从而进入核心智囊层。夏勇目前是胡总最为赏识的智囊之一，在未来的时期内必然会深度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因而他的走向备受关注。　　　　 夏勇是以人权和法治理论研究蜚声法学界内外的，曾被誉为中国当代最早的人权理论开拓者，他的成名作《人权概念起源——权利的历史哲学》先后多次重印，在学界影响甚大。在最近出版的《民权哲学》一书中，夏勇指出，民本和民权必须在法治和宪政体制下有正确的定位，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新民本说的要旨是：民惟邦本，权惟民本，德惟权本。　　　　 夏勇认为，中国法治的主要任务是：以法学公理为基础，坚守根本价值，建构基本的框架和原则。法治便是公理，是人类共求之物，社会共通之理。法治的核心价值是人的尊严和自由，这也是人文社科的核心价值，是人性之本。在宪法方面，夏勇主要是从新民本说出发提出了他的根本法理论，认为宪法之根本法则由以人本和自由为核心的价值法则、张扬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和体现程序理性的程序法则构成，蕴涵道统、政统和法统，是宪法合法性、权威性和稳定性的终极来源和根基。宪法是价值法则通过政治法则和程序法则在公共领域里的运用，以约束权力和保障权利为核心。　　　　俞可平　　　　 2002年3月18日，由北大政府创新研究中心策划组织的首届地方政府创新奖在京颁发，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了解到这件事后专门写来贺信，称此事改变了他对中国的看法，从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世界的希望。而发起和主持这项评奖活动的正是被外界视为胡总文胆的俞可平。　　　　 俞可平1959年出生于浙江绍兴，1998年获北大政治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央编译局（副部级单位）副局长，主要研究领域为政治哲学、中国政治和比较政治，尤其是在政府治理和善治领域，俞是国内公认的权威学者。　　　　 《增量民主与善治》一书是俞可平的代表作，在书中，俞可平提出，民主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可裹足不前，应一点一点向前拱进，他认为，改革和民主建设，必须在原有基础上有新的突破，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是对存量的增加。这种新的增量，不是对存量的简单数量增长，而是性质上的突破。它不仅具有法学意义上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具有政治学意义上的合法性，即对于社会进步和公共利益而言具有正当性，并为绝大多数公民自觉认同。在谈增量民主这一概念时，俞可平突出强调了民主程序，他认为，一部规定主权在民的宪法固然是重要的，但仅有规定公民民主权利的法律而没有实际的措施，这些法律就是一纸空文，对于现实的民主政治而言，宪法和法律条文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这些条文内容的动态控制以及实现这些条文的实际程序。　　　　 90年代以来，治理和善治成为西方政治学界的一大热门话题，而对中国学者来说，治理和善治还是新的概念，俞可平综合西方各家在善治问题上的观点并结合中国国情，提出了善治的8个分析性标准，即合法性、透明性、责任性、法治、回应、有效、秩序、稳定，毫无疑问，在善治领域，俞有开拓之功。可以说，俞可平的学术立场及民主政治理念是相当清晰的，他主张党内民主，通过渐进改革实现民主。　　　　 对于学者从政充当高层智囊，参与到政治架构的设计和政治走向的筹划之中，海内外人士、社会各界普遍给予了积极、正面的解读和评价，当然，也有学者认为，很难说这些智囊对现实政治运作会起到多大作用，更不能从一个学者的学术立场推断他的政治立场。但不管怎么说，从中南海专家讲座、最高层集体学习等制度的建立、到胡温在重大政治社会经济问题上对专家学者建言的重视，在高层和智囊之间，一种新型合作关系正在逐渐形成，有分析家认为，这种变化根源于执政党的成熟，也与智囊群体对中国现代化之路复杂性的认识更趋理性、建设性有关。<div id=[/img]

都说“百无一用是书生”我看不一定哦，中国很多大手笔都出自这些书生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