屈原与司马迁的生死之路

屈原与司马迁的生死之路　　两千年的风云早已随风飘散，帝王将相的丰功伟绩早已湮没无闻，将帅士卒的征战厮杀也已销声匿迹，甚至于固若金汤的长城也风化侵蚀。然而，当我们回首去感受那大起大落、变幻莫测的历史，我们仍然可以把握住时代的脉搏，感受到时代的呼吸。这是因为，在需要伟人而且拥有伟人的时代里，文化巨人们不仅留下了时代的描述，而且留下了深刻而宝贵的道德遗产、精神遗产。　　这其中，最为突出的有两位：一是我国第一位真正的诗人屈原，一是我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中国的文化史上，这是两棵树。虽然生长的完全是两种姿态，可是却同样长得茁壮，雄姿英发，向蓝天伸展着同样的高度。二者同为文化巨人，后者还为前者写了一篇传记，因此把两者作一番比较，意义非常。　　人们普遍认为，屈原与司马迁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是与其个人所遭受的厄运分不开的。司马迁自己也说“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史记屈原列传》），而他自己，又何尝不是如此？人对现实不满，所以有所希翼，现实的残酷和压抑，使人“有志不能骋”，志在于内，情动于中，发而为文为诗。而文学成就的高下虽与苦难的程度相关，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个人理想的高下。屈原屡遭贬谪，濒于绝望，虽志洁行廉而反为累赘，成为不容于世的根源，所以他“忧愁幽思”，口吐华丽篇章。司马迁忠心为主，仗义执言，却被下狱，身受腐刑，于是发愤有为，终能“成一家之言”。　　然而，屈原与司马迁又是很不同的，突出地表现在他们面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上。屈原选择了死亡，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奋斗。面对两次遭流放的打击，屈原选择了一条向上的路，世浊己清，人醉己醒。忍受着巨大的孤独与痛苦，始终不肯“变心以从俗”。终于无路可走，只有以死明志，杀身成仁。对于他的反抗，我们只能表示叹服与钦敬，而不能有任何指责与议论。他可以死，也可以活，然而他选择了死。　　而司马迁则选择了另一条道路。遭受宫刑之后，他在破败的官邸中忍受着凄清的长夜，阵阵搅心的疼痛袭来。一个铮铮铁汉变得残缺不全，命运的不公，无理地降临在一个汉子的壮年。人竟要这样艰难无趣地活着吗？绝望沉重地压迫在他敏感的心头。或许，他想到了死。但如果一个人没有彪炳史册的成就，即使他肢体完整又能怎样呢？事业上的侏儒不是与身体上的残缺一样可怕吗？黑夜惊诧了，我们突然看见他那绝望的手握住了那卷没有刻完的竹简。另一只被寒冷舔僵的手，握紧了刀笔……面对宫刑的奇耻大辱，他虽然也是“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巾也”，而且痛苦到“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但他想到未成之作，就有了活下去的动力跟勇气，终于忍辱负重，完成了父亲留下的修史重任。他的丰功伟绩，对中国文化的深远影响，让后人只能敬为神明。　　屈原之死，是“一死以明志”，而司马迁，未死志亦明。究其因是因为两人之志不同，所以对苦难的反抗方式也不同所致。屈原志在辅国安民，政治理想是他的精神支柱，他生命中的一切都围绕着政治，当他一再受到打击，政治生命结束的时候，他自己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对他来说，辞赋只是“小道”，而他却在不经意间留下了千古绝唱。　　而司马迁志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志向在于他的《史记》，在于史有所传。所以面对苦难，他最大的任务就是活下来，写下去。他不能去死，屈原的死是一种壮烈，而他的死是一种屈服，徒增他的屈辱与软弱。他明白这一点，所以他为了这个志向活了下来，最终他成功了。汉武帝对他实施了宫刑手术，而他的《史记》则对汉武帝实施了永远的宫刑。他的冷静、公允、胆量，通过《史记》已经“绝唱”了两千多年，恐怕还要继续“绝唱＂，历史的帷幕一层层地拉上了，一个个大时代虚掩在时间的黑夜中。而屈原、司马迁却如历史天幕上的灿烂星斗，在我们的精神家园里熠熠生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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