雪漠：谈谈《白虎关》

《白虎关》（上海文艺出版社）一出版，“老顺一家”就该告一段落了，因为朋友老劝我：该写写别的了，别叫人把你定位成“乡土作家”。其实，“乡土作家”也没啥不好，因为所有的名相都是虚妄的。别说名相，连这世界也虚幻无常呢。就算我能写出“传世”之作，那欲“传”的“世”究竟能存在多久？谁也说不清。不提人类正复仇般地作践地球，也不谈万物的成住坏空，只要某个有核武器的疯子一犯病，那“世”就没了。当然，我也想靠文学来救世。救世先救心，读过我《猎原》的朋友可以看出，我甚至极力想凭借文学，来延长“世”的存在时间呢。当有人抱了救“世”之心时，这“世”就很令人担扰了。正如当人类抢救和保护某种动物时，该动物也就面临了灭绝。所以，连“世”都不知寿命几何，在乎那名相做甚？我们知道，许多时候，文学很无奈，它改变不了世界。它所能改变的，也许仅仅是我们自己。但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改变我们自己，又何尝不是在改变世界呢？按我自己的心愿，我倒愿意用一生的时间，来写活一家农民。在智者眼里，一粒沙子都是一个世界。能写活一家农民，也即写活了一个时代。当然，还可以再说小些：要是你写活了一个人，又何尝不是写活了一个时代呢?普鲁斯特的《追忆似水年华》和穆齐阿的《没有个性的人》等都在为我的理论充当证据。因此，我的确是想用一生的精力写一家农民的。但我终于要将“老顺一家”告一段落了，原因不仅仅是朋友的规劝，更因为另一些生命对我的催促。他们都簇拥在我的四周，不停地喧闹，老在嚷：“你啥时叫我们出世？”他们是另一种小说的人物，他们早活了，已跟我生活了多年。每到聒噪声太响时，我就喝斥：“吵什么吵！等我写完老顺们，就写你们。”我一次次地安抚他们，实在不好意思再拖了。而且，他们的噪闹也日渐猛烈，弄得我寝食不安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其实不会写作，是作品它自己往外涌。没办法。真是这样。那所谓的“写”，也仅仅是我“宁静空明”了心，叫那些吵闹不休的人物“出生”而己。他们有着各自的生命轨迹，有着各自的命运。他们属于另一个独立的世界。我可以跟他们对话，但我从来不曾强暴他们。去年，我曾跟陈思和、王新军两位先生在上海图书馆搞过个讲座。在那次讲座中，上海音乐学院的一位博士问我：如何处理形式和内容的关系？我答：我很少考虑这类问题。我所做的，仅仅是如何让自己更“大”一些。我常说，要是创作主体是老鼠，那它们无论怎样思考“形式和内容”，也照样生不出狮子。哪怕它胀破肚皮，生出的仍是老鼠。要想生出狮子，只有一个办法：先让自己变成母狮，再跟另一个雄狮——也即作家感受到的强有力的生活——进行生命的交融。我的深入生活，我的读书，我的思考，我的所有意愿和行为，其目的，仅仅是努力让自己变成“狮子”。我说过，要是你成为大海的话，哪怕绽出一小朵浪花，也照样有大海的气息。我虽也大量读书，甚至也读一些叙事学之类，但我的所有读书，仅仅是想让书成为我灵魂的营养，而不是想叫它们变成我的镣铐。所以，我从来不想叫“主义”和“技巧”之类束缚我鲜活的灵魂。许多东西，甚至包括宗教，一旦被制度化后，就成了一堆僵死的教条。《白虎关》跟《大漠祭》、《猎原》的写作同步，完稿已多年了。伤筋动骨的重写和大改有三四次，小改更是不计其数。我发现我没有某些作家一挥而就的天分，写时虽也喷涌不已，但我总是不满意自己。比如，我的《大漠祭》，原是中篇小说，我越“成长”，就越不满意它。我只好一次次重写，屡废屡写，不知写了多少遍。《猎原》和《白虎关》也是这样，我也是越“成长”，越不满意它们。那不满意导致的重写和修改，也就无休无止了。从二十五岁写中篇《大漠祭》开始，到四十五岁长篇《白虎关》定稿，二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二十年，从表面看来，我只写了一家农民。其实，它更是我最重要的一段人生历程，我完成了从文学青年到优秀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