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三民主义的一点浅薄认识

“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这是一个相当科学性的论述。“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辛亥革命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就是民族主义，即反抗满清异族殖民统治，恢复中华，这实际上就说明了满清非中国；“建立民国”就是民权主义，推翻了满清，是不是要恢复汉族王朝呢？那样的话民众权利并未得到体现，算不得进步，所以只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袁世凯就是开了民权的倒车被打倒的；“平均地权”就是民生主义的第一步，即打破皇权时代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打下基础，就是建设民国了，但由于孙中山先生在世时民权主义没能完成，所以论述很模糊。其实是一个远未完成的论述，新时代是应该得到新的补充。当年中国共产党就不止一次的说过，自己才是真正继承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后来由于左倾思想泛滥，很多人把三民主义等同于国民党右派统治了。

文章才写一部分，科长催我去质监局联系工作，这下又不去了，耍人么！继续。民族主义任务完成之后，民权主义却迟迟不能真正建立，先是南京临时政府被西方列强穿小鞋，之后袁世凯抢夺革命果实忙着护国战争，之后又是护法运动，好不容易完结了又出了个陈炯明的叛乱。孙中山先生开始思考，到底怎么才实现民权呢？此时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孙中山先生觉得有学习的必要，于是提出了所谓的新三民主义口号，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准确的来说，“联俄”和“联共”都属于民权主义范畴，孙中山先生认识到旧军阀是不可靠的，必须借助新生力量来完成民权主义的实现，这个新鲜力量就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力量。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著名的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一个是资本主义政党，一个是社会主义政党，都代表了先进的生产力，两强联合体现出了巨大的威力，北伐战争就是明证。军阀们虽然有列强支持，但本身落后，所以根本不经打。至于“扶助农工”，就是典型的民生主义论述了，但实际上孙中山先生是高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不是扶助农工，而是被农工扶助，而且在当时，需要的是农工起来参加革命，所以仍然是为民权主义而奋斗的。这也说明了一点，民族、民权、民生三者是有先后顺序的。民族不独立，民权无从谈起；民权不建立，民生空中楼阁。

按照孙先生的设想发展下去，中国可能会成为一个两党制的资本主义国家，但是那只是假设。孙中山先生去世的时候，发表了著名的“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由于中国共产党在很长时间内带有亲俄色彩，加上共产国际的体制问题，导致国民党一部分成员对共产党戒心很重。西山会议派（后来成为右派）通过“整理党务案”、“中山舰事件”等进行了对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的清洗，加上当时陈独秀不顾实际情况，该斗不斗（即所谓的“右倾投降主义”），到了后来太祖皇帝只好提出“枪杆子里出政权”，国共两党开始了武装斗争。须知权力斗争历来都是你死我活的，于是围绕中国未来的权力执掌问题，一打就是十多年。

共产国际实际上是苏联为了满足自己的权力野心而一手创建的，各个国家共产党都成了国际党部的一个支部，苏联共产党则成了总书记，借这个身份对各个国家内政指手划脚。中国共产党犯的这个错误，给自己带来很多麻烦。首先就体现在所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建立上，一个中国的政权，采用了俄语名词的音译作为正式称谓的一部分，无论如何看起来是不舒服的；其次在《宪法》里，盲目模仿前苏联，承认中国各个民族有所谓的“民族自决权”，这就被国民党右派抓住了辫子；之后，在后期“反围剿”战争中，李德一个德国佬打着共产国际的招牌，盲目指挥，害得红军在伤亡惨重的情况下被迫长征。好在中国共产党确实是一个能干的政党，在长征途中丢失了电台，于是开始独立自主，遵义会议之类大家很清楚，我就不多说了。建国之后，太祖皇帝不愧为一代名君，吸取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训，定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采用单一制，给予少数民族自治，但闭口不提“民族自决”，而且在很多地方采用阶级斗争模糊化民族矛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新疆那个什么库尔班大叔骑毛驴进北京看毛主席，这个行为的意义是很值得研究的。

转过头来看中国国民党。权力斗争不是问题，但是先赢后输就是问题了。中国共产党拥有民众基础，不可能被剿灭，只能团结，尤其是在日本已经开始入侵中国的前提下就更不能只是去剿。在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正面抗战确实不像现在教科书说的那么糟糕，但实际效果也并不是很好，否则怎么会连战连输？到了后来，日本军队已经成强弩之末了，国民革命军仍然在豫湘桂战役中一败涂地，“大陆交通线”硬生生被打通，也难怪遭到中国共产党和国际盟友的鄙视。中国共产党长期在敌后作战，效果并不像现在教科书吹得那么神，但是深入群众开展抗日运动，群众基础就变得非常之好。中国国民党最致命的缺陷，就是迟迟未进行土地改革，这不是一个资本主义政党应有的表现，特别是到了解放战争时期，虽然国民政府处于优势地位，但由于土地制度的落后，把农民几乎都赶到共产党一边了，三年之内改朝换代也就可以理解了。国民政府败退台湾之后，蒋介石进行了很多思考，做出一系列改革，其中之一就是进行了土地改革。台湾的土地改革具体情况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废除了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是明确的，这也为台湾后来的经济起飞打下了基础。我一直在想，蒋介石到了台湾能搞土地改革，可见并非是所谓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大买办”的代表，但是为什么在大陆就没搞呢？可能是这样的：由于掌握了政权，对民生主义认识不足，加上由于和中国共产党进行的权力斗争使其憎恶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包括重要的土地改革，将这个本来是自己该做的政策“赤化”了，直到到了台湾才恍然大悟，亡羊补牢。

由于国民党内部的权力斗争，导致分裂出现，国民党左派于1945年秋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1946年春成立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等民主组织，1947年，国民党内左派的领导人和一些爱国民主人士先后到达香港，11月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代表大会，1948年1月1日在香港正式成立了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选举领导机构，同时发表宣言，明确提出“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独立、民主与和平”。由于天下大势已去，新成立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和其它民主党派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全国政治协商会议，成为现在参政议政的八个民主党派之一。当时出现了一个说法：民生主义即共产主义。我曾求证过一名民革高级官员，他给我的解释也有些语焉不详，但是我认可这个说法。所以，加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成为了我的政治理想。至于民主党派在新中国建立之后的遭遇，为防止论坛吃河蟹，我就不在这里说了，有兴趣的可以等聚会时当面交流。

至于国民党右派，我送他们三个字“不争气”。到了台湾，蒋介石发现了一个致命的法律问题：他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必须经过全体国民投票选举，但是事实上只能在台湾地区投票，怎么办呢，于是搞了个“戒严条例”，直到蒋经国当政后期才取消。在戒严状态下，一党制、领袖终身制成为合法，也成为台湾民进党至今记恨的原因。但是，值得表扬的是，两蒋始终是爱中国的，蒋介石说过“哪个敢搞台独，我就搞他脑壳”，在国内重判了一批台独分子，还派出特工远赴日本搞暗杀。可惜蒋经国看走了眼，把台湾政权交给李登辉这个汉奸，到今天，国民党右派还在为夺回台湾地区领导权而奋斗呢。

总之，三民主义理论是可以解释中国近代和现代的发展变革的。当前，民族主义已经建立，但由于种种原因需要得到应有的强化，我们现在做的就是这个，一旦放任满遗、汉奸的虚化，会危机民族主义本身的存在，我不希望我们的后代还要重新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该我们这辈人完成的使命，就不要留给下一辈。民权主义是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我希望当前改革，但反对照搬西方民主制度，具体情况涉及敏感内容，也不在这里说了。民生主义基础已经打下，大陆和台湾的土地改革早已完成，现在需要的就是两岸联手进行经济建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人们的多年共识了，目前需要做的是：如何才能建设得更好？我们的国有资产如何增殖？我们的人民生活水平如何提高？中国的经济影响力如何发挥得更大？再具体一点，就是胡哥在十七大报告的内容了。

对的。

三民主义不应该用某个党的作为来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