汤一介：“文明的冲突”与“文明的共存”

据此，布什总统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毕业典礼上提出三大原则：第一，美国要保持“先发制人”的权力；第二，美国价值观是普适全球的；第三，保持不可挑战的军事力量。 依据这种“新帝国”论，在不同文化传统的国家和民族中不可能不引起“冲突”。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实际上早就为这种“新帝国”论提供了最基本的策略。在他的《文明的冲突？》中，有两条基本的主张：（1）“抑制伊斯兰与儒家国家的军事扩张”；“保持西方在东亚、西南亚国家的军事优势”；“制造儒家与伊斯兰国家之间的差异与冲突”；（2）“巩固能够反映西方利益与价值并使之合法化的国际组织，并且推动非西方国家参与这些组织。” 依据这些理论，我们可以看到，由于西方、主要是美国，利用着文化上的差异（例如在价值观上的差异），挑起文明之间的冲突，已使当前的世界陷入一片混乱之中，局部战争越演越烈。  那么“文明”难道只能在“冲突”中，以实现一统天下的“新帝国”的理论吗？在不同“文明”之间难道不可以“共存”吗？    二、“文明的共存”与新轴心时代  在人类以往的历史上并不缺乏由于文明（例如宗教）的原因引起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但是，我们从历史发展的总体上看，在不同国家、民族和地域之间的文明发展更应该是以相互吸收与融合为主导。照我看，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地域与地域之间的冲突主要并不是由文明的原因引起的。我对西方文化（文明与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了的文化）了解很有限，没有多少发言权，这里只引用罗素的一段话来说明今日西方文明是在吸收与融合多种文化成分而形成的。1922年，在罗素访问中国之后，写过一篇题为《中西文明比较》的文章，其中有这样一段：  “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过去已经多次证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模仿阿拉伯，而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则仿效拜占庭帝国。”  罗素的这段话是否十分准确，可能有不同看法，但他说：（1）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因素；（2）今日欧洲文化是吸收了许多其他民族文化的因素，而且包含了阿拉伯文化的某些成分，这两点无疑是正确的。如果看中国文化的发展，就更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之间由于文化原因引起冲突总是暂时的，而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吸收与融合则是主要的。  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本来存在着多种不同的地域文化，有中原文化、齐鲁文化，秦陇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等，但后来才合成一个大体统一的华夏文化。特别是到公元一世纪初印度佛教文化的传入，更加说明两种不同文化可以共存。印度佛教文化是以和平的方式传入中国的，外来的印度佛教与本土的儒、道两家从来没有因文化的原因发生过战争，只有三次因政治经济的原因有着冲突，当时的朝廷曾对佛教加以打击，但在大多数的时间里，在中国儒、道、释三种文化是同时并存的。一位法国的著名汉学家（施舟人）曾问我：“为什么中国文化是多元性的”。我考虑了一下，我说：我认为也许有两个原因：一是思想观念上的原因，这就是中国一向主张“合而不同”，文化虽可以不同，但能和谐相处，这个问题下面我会较多的说明，二是制度上的原因，中国以皇帝为最高权威，一切文化（宗教、哲学、伦理），都以皇帝的意志为中心，而皇帝往往为了社会的稳定、不希望因不同文化而引起冲突，甚至战争。因此，皇帝常采用了“三教论衡”的办法，把儒、道、释召到朝庭上来辩论，那一派辩论赢了就排在前面，然后是第二、第三。不允许他们之间互相残杀，发动战争。  从以上情况看，根据历史经验，我认为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理论无论如何是片面的，而且是为美国战略服务的。他说：“我认为新世界的冲突根源、将不再侧重意识形式或经济，而文化将是截然分隔人类和引起冲突的主要原因。在世界事务中，民族国家仍然举足轻重，但全球政治的主要冲击将发生在不同文化的族群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虽然亨庭顿的“文明的冲突”论可以说，他敏锐的观察某一些由于“文明”引起冲突的现象，例如中东地区的巴以冲突、克索沃地区的冲突，甚至伊拉克战争等等，都包含着某些文化（宗教的和价值观的）的原因，但是分析起来，最基本的发生冲突和发生战争的原因不是由文化引起的，而是由“政治和经济”引起的，巴以冲突是为了争夺地区的控制权，伊拉克战争主要是为了石油，克索沃地区冲突主要是为了大国的战略地位。但是，我们应看到另一方，在不少不同文化之间现在并没有因为文明（文化）的不同而引起冲突，例中印之间，中俄之间，甚至中欧之间，都在相当长的一个阶段，特别是近十余年里，并没有什么严重冲突，更没有发生过战争。所以“文明的冲突”论并不能正确说明当前世界现存的形势，更不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前景，而“文明的共存”才应是人类社会的出路，是人类社会必须争取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