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信仰与未来中国

四、信仰危机与当前困境　　　　　　　　 历史的变迁，社会的转型总是必然地伴随着程度不同的信仰危机。目前中国正处于大转型的关键时期，出现了全面的、深刻的信仰危机。中国社会科学院1995年所作的一项《转型时期的社会伦理与道德》大型社会调查显示，被调查者中“有信仰的”只占28、10%。目前中国信仰危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宗教极不发达。中国目前的宗教存在，大体可分为已经融入传统中国文化的宗教和被视为外来文化载体的宗教。前者包括佛教和道教，后者则以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为代表。据官方统计，中国现有各种宗教信徒1亿多人，[14]这只是13亿人口的极少部分。许多人对宗教文化一无所知，甚至许多信徒对宗教知识也是一知半解。　　 二是信仰替代物的坍塌。中国大陆自1949年以来，共产主义一直是作为民众的信仰替代物而存在。但共产主义在中国原本仅是一个政党意识形态。作为政党，********仅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政治组织，其意识形态并不具有社会意识的普遍性。随着这一政党取得国家政权，政党由社会性的位移为国家性的，政党意识形态随之成为国家化的意识形态。执政党凭着掌控的国家权力资源将其政党意识形态全民化、神圣化，泛化为全民式的社会信仰。这种信仰支撑下的社会伦理生活的正当性论证，最终由政党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来承担。一旦党的意识形态发生变化，社会伦理秩序就会出现失序。近十余年来，政党对其意识形态的不断修改，使政党国家负担的社会伦理的证据资源出现亏空。[15]特别是随着共产主义在现实生活中遭到挫折、失败（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向市场社会转轨），中国奉行半多个世纪的主流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上丧失了真理的依据。同时，意识形态修改过程中掺入的异质成份（就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观点而言）-------市场主义虽然带来了较丰富的物质财富，但也带来了精神痛苦，甚至带来了精神极度虚无的空前灾难。而且，主流话语所极力宣传的价值观和理想图景，与社会真实状况出现严重悖离，意识形态因而丧失了价值的依据。　　 大众化宗教信仰的匮乏，以及信仰的替代物------政治意识形态的真理性和价值性的双重失落，造成了自1949年以来迄今为止最完全、最彻底的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信仰层面的意义危机，直接导致了当前中国政治社会层面的秩序危机。　　 一是权力寻租愈演愈烈。据统计，近5年来的反腐中倒下的人数已超过解放战争时期“三大战役”总和。“三大战役”中，我军阵亡46993人，5年来在腐败中倒下的人数（若以开除党籍为政治生命结束）137711人，是“三大战役”的近三倍。[16]党员干部的腐败除了制度性因素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一些人对信仰替代物----共产主义的动摇、模糊、淡漠或失落，产生了深刻的信仰危机。媒体提出的“59岁现象”，已成了官员晚节不保的代名词。从信仰危机的角度看，它实质是党员干部在对前途失去信心之后转而寻求自己的“后路”。大贪官胡长清曾对移居国外的儿子说：“总有一天中国会不行的，有两个国籍，将来就留有余地了。”北京电子动力公司原经理兼党委书记陈铭曾说了一句“肺腑之言”：“在地球爆炸之前，不可能实现共产主义。”被号称“河北第一秘”的李真则想得更远：“与其一旦江山易手，自己万事皆空，不如权力在手时及早作经济准备。”另外，信仰危机还直接导致享乐主义。因为信仰危机必然指向精神空虚，而享乐主义则往往是精神空虚者空虚精神的填充物。享乐主义使一些官员大肆贪污受贿，攫取物质财富外，也使得他们价值观颠覆、道德沦丧，肆无忌惮地放纵自己的兽欲。这是大多数腐败者总养有几个情妇的根本原因。不仅如此，信仰危机还使一些官员发生了触目惊心的根本性变异。象河北省原常务副省长丛福奎这样的高官居然变成了“佛家弟子”。他为求升迁，求一个寺庙的住持给他算命，说他有三步高升，他就信以为真。他不仅皈依佛门并取法号“妙全”，在家摆设佛堂，每天打坐、烧香、拜佛，还大肆索贿，为寺庙捐款。[17]但丛福奎并不是真正的虔诚的佛教徒，其拜佛的动机只是为了升官发财，这与佛教的摒弃一切欲念、主张众生平等的理念和宗旨背道而驰。　　 二是社会道德严重滑坡。信仰危机对我国目前社会道德伦理的影响更是直接性的、灾难性的：社会正义感正在丧失，歹徒满街追杀弱女竟无一人挺身而出；伪劣产品充斥市场，“空壳奶粉”造成的“大头娃”触目惊心；社会道德沦丧，色情成了许多娱乐场所服务的“应有之义”；生活中谎言假话连篇，前不久电影《手机》引发了对信任危机的空前关注；暴力事犯罪活动日益猖獗；因信仰危机而导致精神空虚，迷茫虚无，甚至悲观绝望的大学生也大有人在。他们不是盲目追求感官刺激，就是以吸毒来麻醉自我，有的甚至走上自杀的不归路……社会道德滑坡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根本原因在于人们对于生死问题的遗忘甚至是故意掩盖，从而导致享乐主义、极端自私自利、损人利己的思想和行为极度泛滥。心中没有信仰，没有敬畏对象和价值标准，人们便为所欲为。信仰的危机，直接破坏了社会的稳定。国家计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我国社会稳定状况跟踪分析与对策研究”课题组发表文章认为，信仰危机和信心不足是在心态方面影响我国社会稳定的主要因素。[18]　　 三是迷信活动盛行。由于信仰的缺失，致使社会上许多人沉迷于迷信活动。2004年2月15日发生在浙江海宁市黄湾镇五丰村的特大火灾，[19]就是当地村民集聚在一草棚内从事迷信活动，失火引起草棚丹塌燃烧造成的，死亡人数高达40人。惨剧发生后，政府拆除、取缔或封停了当地的所有非法庙宇。事实上，当地政府一直就没有停止过对小庙小庵的取缔。但原来被拆除的迷信活动场所又逐渐恢复。直到一年前，镇政府和村委还下令把土庙拆了。但这不仅丝毫没有动摇一些村民的信念，反而使他们空前团结，共同集资，在原址上重新盖起了极其简陋的草棚土庙，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仅仅是在原土庙基础上搭建起来的草棚，就成了村民们灵魂的的安栖之所，这暴露出他们精神世界的严重空虚和信仰领域的高度荒漠化。2003年“非典”期间，有相当一部分人竟用烧香、放鞭炮的方式“驱邪”防“非典”，媒体公开报道的就有安徽、湖南、云南、江苏、陕西、天津、广西、湖北等10余个省（市）。有的甚至还相信“灾害说”、“末世论”。这种面临危机和灾难表现出来的荒唐举动，一方面反映了这些人的愚昧和无知，另一方面也暴露了他们信仰的严重缺失。　　 沉迷于迷信活动的不仅仅有普通老百姓，还有一些党员干部。官员大修“活人墓”，迷信“风水”、算命已不是什么新闻。有的甚至还把迷信活动组织化、规模化，譬如山西交口县主要领导以“县委、县政府”的名义在县委大院埋“镇邪物”，并带领数十党政干部前去跪拜；广西大化瑶族自治县卫生局局长率领全体干部职工为办公大楼搬迁作“法事”；湖南双峰县法院党委集体研究决定，用公款请“法师”为一坠楼身亡的法警“驱鬼怯邪”，“超度亡灵”。[20]　　 但迷信与宗教有本质的区别。与宗教巨大的积极的社会功能相比，迷信更多的时候只是迷信职业者骗取钱财、坑害百姓的工具，对社会秩序有很大的破坏作用。而且，迷信对人类历史和文化也无任何积极作用。 　　 四是“**功”趁虚而入。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宗教信仰有关的影响最大之事莫过于“**功”事件。短短几年，“**功”竟然发展到需要中央政府动员专政工具与全部新闻媒体的力量出面平定此事。尤其令人不能轻视的是，在”**功“的信众当中，除了普通老百姓外，竟然有党政军干部，甚至还有不少科学家、大学教师等文化层次很高的人。这其中有复杂的原因，信仰的缺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许多人练“**功”，是当前的信仰危机使人们想寻求某种精神支柱所致。一个人做事、生活、工作，必须有一种理念作为精神支柱。不论他知识多丰富，地位多高，成就多大 ，他也要面对生老病死的问题，也会在各种烦恼中寻求安慰，当他对自己以前的信仰产生动摇，会重新寻找精神支柱。“**功”正是利用当前信仰缺失所形成的精神空白趁虚而入的。据了解，广东省的“**功”练习者，高校占了一半。中山大学的一个学生单某，在校期间就练习“**功”，毕业后回到家乡东莞工作，不久就成为“**功”在东莞的带头人。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在学校时，我们学生都感到非常苦闷，现在社会太黑暗，那么多腐败现象，我们感到没有什么可信的，练习“**功”才找到精神寄托。”[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