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芝：飞鸣的播谷鸟

贾芝在北京干面胡同家中。本报记者 宫苏艺摄

①1933年12月，与泉社诗友摄于中法大学孔德学院，自左向右：朱锡候、贾芝、沈毅、覃子豪、周麟。

②1996年4月，贾芝在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北京学术研讨会期间，与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主席雷蒙德交谈，右为金茂年。

③2002年3月，贾芝（左）、贾植芳在复旦大学合影。

④贾芝和李星华上世纪30年代摄于北京。

人物介绍：

贾芝，1913年出生于山西襄汾县。中国社科院荣誉学部委员、中国文联第八届荣誉委员、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名誉主席、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资深荣誉委员。1938年中法大学经济系毕业后赴延安，1948年创办延安大学文艺系，任党总支书记兼副主任;1950年创办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历任党组书记、秘书长、副主席、名誉主席;1950年创编《民间文艺集刊》;1951年参与创办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调入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1955年创办《民间文学》，任执行副主编;1980年任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创办《民间文学论坛》，任主编。

主要著作有《贾芝集》、《水磨集》、《民间文学论集》、《新园集》、《播谷集》、《贾芝诗选》。主编《中国民间故事选》三集、《中国新文艺大系·民间文学集》等。译著《磨坊书简》、《米特利亚·珂珂尔》、《深夜》。

在贾芝的诗歌中，播谷鸟是重要的意象，贯穿创作的始终。

1937年，贾芝在戴望舒主编的《新诗》上发表了《播谷鸟》，成为他那一时期的代表作：我第一次听见它/“布谷布谷”的叫。/叫了一声，/又飞到哪儿去了！

他意识到，自己应该是一只飞鸣的播谷鸟。

1938年，贾芝在延安写了《小播谷》：麦熟的五月，/红石榴开了，/我愉快的播谷鸟又唱了。

到了1947年，贾芝写了《播谷鸟第三章》：忠实的鸟啊，/在你凄苦而又愉快的声音里，/我听见了中国人民的灾难和胜利！

几十年后的1993年，贾芝写了《咏播谷鸟》：飞鸣不已醒大地，/春来种子总萌发。

诗人艾青是贾芝延安时期的朋友，早在大后方编诗集时就选了《播谷鸟》。他打趣地叫贾芝“播谷鸟诗人”。1988年第四次文代会上，艾青还耿耿于怀地对贾芝说：“好好的诗不写，搞什么民间文学？”贾芝也不想争辩什么。在他看来，自己仍然是一只播谷鸟，在民间文学这块园地开拓、耕耘、播谷。

从2009年开始，贾芝住进了北京协和医院。

草根学者

1913年，贾芝出生于山西襄汾县。他从小生长在农村，印象最深的是在父亲劳作的麦地里捉蝴蝶。1932年，在伯父的资助下，到北京中法大学经济系学习。他崇拜法国象征派诗人，和同学结成诗社，写的诗大多是校园中的苦闷、哀怨和朦胧的爱情。1935年，贾芝出版了《水磨集》，共收入22首诗。

贾芝真正关注和热爱民间文学是从延安开始的。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一场轰轰烈烈的向民间文艺学习的热潮兴起于陕北的山山峁峁。贾芝搜集民歌、民间故事，还创作发表了数十首写战士、农民、工人的新诗。从创作到生活，他彻底摒弃了在北京时的浪漫情怀与绅士风度，完完全全成为一介草民，灰布棉袄外面系一根草绳，跌断腿的眼镜用线绳套在耳朵上。唯一留下的一点痕迹，大概只有他随身带着的那把意大利小提琴了。

1949年，贾芝到北京参加第一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被分配到文化部编审处，负责通俗文艺组。1950年，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现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创建，贾芝任秘书组组长，包揽了民研会几乎全部大小事情，刻图章、接待来访、回信、买房作会址、买文具、当会计，一小笔经费就放在贾芝的口袋里，口袋变成了民研会的钱柜。

民研会成立不久，贾芝参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筹建，任支部书记兼古典文学、民间文学组组长，民研会也随之到了出版社。而后，社长冯雪峰执意要取消民研会，但挽留贾芝。贾芝表示难以考虑。1953年，北京大学文学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前身）成立，文化部决定民研会归文学研究所领导。贾芝和同事雇三轮车把民研会全部家当拉到了北京大学中关园。直到作为团体会员加入中国文联，民研会才结束了四处飘泊的命运。此后，贾芝一方面在文学研究所做研究员，一方面担任民研会的领导，双重职位和身份一直伴随着他直到1982年离休。劳累和辛苦不言而喻，却给工作带来极大方便，学术研究与全国民间文学普查、群众民俗活动在这里对接。

“请给乡下老婆——民间文学让个座。”这是贾芝常说的一句话。他还说：“半个世纪以来，我的主要文艺活动就是为‘乡下老婆’争座位。我们成立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也好，创办《民间文学》、《民间文学论坛》也好，不为别的，就是为这个。”

“我是不相信命运的。但有时人们似乎又难以摆脱命运的安排，命运神奇地注定了我的一生要奉献给民间文学。”贾芝说。

1951年，萧三知道贾芝是学法文的，写信给周恩来，建议调他到世界保卫和平委员会工作。周总理立即批示限他一个礼拜内携家属前往布拉格。贾芝接到周总理签署的调令，意外的高兴，却又意外的惆怅。民研会当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他能一走了之吗？贾芝去文化部找沈雁冰和周扬两位部长。沈雁冰说：“你走了自然就搞不了民研会了！”贾芝随即要求考虑派别人去，两位部长商量了一阵，决定派另外一位同志去了布拉格。

上世纪八十年代，贾芝身穿破旧的中山服，斜挎着背包，像赶场一样奔忙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文联两个单位的学术或党组会议。同事们看到他匆忙狼狈又不修边幅的样子，不禁调侃：“远看像逃荒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中国社会科学院的。”贾芝倒不介意，还挺开心，丝毫没有一些人说到这句话时那种埋怨待遇低、不受重用、酸溜溜的感觉。

贾芝常说自己是草根学者。因为民间文学是草根文学，研究民间文学的自然就是草根学者。他还认为，与其说自己是一名学者，不如说自己是一名民间文学工作者——毛泽东革命文艺思想的执行、实践者。他一生致力于三个对接：学者和民众的对接，书斋与田野的对接，民族和世界的对接。

从事民间文学研究的人就必须做到与民众的对接。贾芝说，我们不是仅仅把他们作为研究对象，而是要与之融为一体，完成心与心的交流。只有这样，采录的作品才能保持真实的原生态，升华出的理论才能指导实践而具有价值。几十年的学术生涯，贾芝结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其中有农民、牧民、干部、工人，也有歌手、故事家、民间艺人。在收获事业的同时，也收获了一份份浓浓的亲情和友情。他认为，这是孤独寂寞的书斋学者所感受不到的快乐和幸福。

1982年，贾芝提出了编纂《中国民间故事集成》、《中国歌谣集成》、《中国谚语集成》的想法，也就是学界所称的“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以后，文化部、国家民委和中国民协联合组织实施。当时根据集成工作的需要,曾进行过为期数年的全国性民间文学普查，搜集原始资料逾40亿字，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民间文化抢救与保护方面最大也最有代表性的文化工程。

对于民间文学工作来说，调查采录是第一位的，既是为研究做准备，又是研究的一部分，是研究的过程。贾芝的研究抛开静坐书斋的研究，实现了与田野的对接。他的研究论文大多是解决实践中遇到的问题。民间文学是鲜活的文学，研究活的文学就不能离开它生长的土地和环境。一位来自基层的学者曾经对贾芝说：“你们是把我们那里游在水里活泼泼的鱼拿来晒成鱼干再研究。”他震撼了，时时以此提醒自己，到田野中去，不仅仅是考察与作业，更是双向的渗透与交融。贾芝每年都出行，大多去边关小镇、偏僻山寨。2002年，他90岁，1月到广西宜州考察刘三姐故乡，3月到上海参加学术会议，9月到江苏常熟白茆乡考察白茆山歌，到苏州吴县考察民间工艺，11月到湖北宜都青林寺考察谜语村；2004年3月又去河北赵县考察“二月二”民俗节日。后来，他不大出门了，但家中客人不断，带来各地的信息。

改革开放以后，贾芝越来越感到中国的民间文学应该走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异彩，跻身世界文化之林。他加入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后来还被推选为资深荣誉委员。他去了十几个国家，介绍中国的民间文学。同时，争取了国际民间叙事研究会在北京召开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