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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有隽 徐杰舜]人类学与瑶族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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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淚d遺憾 发表于 2009-10-11 18:33:3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张有隽教授



  徐:张老师您是我的师兄,1961年我进中南民族学院我们就认识了,已经四十多年了。我们的老师岺家梧先生早在30年代就已出名。四十多年来,我觉得他的治学态度和治学方法对我们有很大的影响。师兄您对岺先生的接触要比我早三年,您能否对岺先生的人品、治学态度及方法谈谈您的感想和体会??
张:岺家梧老师是个学问功底很深的老师。我上大学时是1959年,当时他戴着右派帽子,在学院的农场劳动改造,大概一年后,也就是1961年他才回来上课。他给我们讲《原始社会史》。岺老师是学人类学出身的,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他只能讲《原始社会史》,他给我的印象是很深的。他的课讲得很好,讲课不看教材,不看讲稿,对自己研究的东西烂熟于心,而且许多东西都是他自己调查得来的,讲课时有观点有事实有材料,娓娓道来。比如,他亲自去调查过海南岛彝族的合亩制度,早年在日本留学时他已出版了三本书,是他深入研究的结果,都融进了他讲课的内容,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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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那三本书是他最基本的著作,现在也没有人能超过那三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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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岑老师当时不能公开讲人类学或者是民族学的课,只能讲原始文化,但是他讲课里面有民族学的内容、观点与方法,对我们这些年轻的学子很有启发。因为当时他受迫害,讲课声音不高,但对学生很关爱,经常鼓励学生克服困难求上进。他说他家里是比较清寒的,在他小的时候父亲就过世了,他在广州读书是靠他的叔叔帮他交学费,另外又写文章攒点稿费,这样过日子,所以他笔头很好,并养成勤奋刻苦的习惯。后来也是得到资助他才去日本读书学习和研究人类学。很可惜,如果不是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把人类学打入冷宫,他能够公开给我们讲人类学,我们应当会得到更多的教益。1937年他出版了《图腾艺术史》,“文革”初他受迫害死了以后,80年代他夫人冯来仪老师帮他整理论文出版了《西南民族研究》。抗战时他主要在贵州搞研究,研究的就是瑶族,还有的就是在四川讲课。当时在南方、在整个人类学界他是很有名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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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岑老师是最早出成就的一个人类学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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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1966年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致死,我记得他当时是55岁,如果活着现在也是90多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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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他与费老应该是差不多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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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是呀。太可惜了,如果他能够活下来,对中南民族学院,对中国南方的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应当说是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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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岺教授的治学方法让我们受益非常大。所谓南方学派的特点就是把人类学理论和民族史结合起来,容观瓊老师也支持他的观点。我1961年进校,就听他的《原始社会史》,我当时年纪很小,才17岁,觉得他讲的《原始社会史》给我们打开了一个非常明亮的人类学窗口,把我们从来都没有想到过的婚姻、家庭等,用马克思主义的婚姻家庭观点——《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理论来分析,让你觉得婚姻家庭这个内容是非常丰富的一个课题。从那时开始,我就觉得岺老师把我带上了人类学这条路上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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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那时中南民院还有刘孝瑜老师、容观瓊老师,都是人类学出身,记得刘老师讲蒙古史,容老师讲四川彝族奴隶制度。他们讲专题,各有所长,讲自己所研究的内容,挺不错的。他们都是南方这一派的人类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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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现在来看,岺老师的门下在从事民族研究的,而且坚持到现在的就是您和我了,其他的基本上都不做人类学了。所以张老师有一点我对您是非常敬佩的,就是您比较早地受到人类学的训练和影响,很早就把人类学引到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来。我想请张老师谈谈另一个问题:张老师您是一个瑶族身份出身的学者,出来读书也比较早,我想请您现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简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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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我1959年进大学,1963年7月毕业,8月分配到广西通志馆,跟我一起的还有莫家仁,我们是大学同班同学,在通志馆干了几年,搞地方史调查,曾经参加过梧州的历史普查。当时我主要是调查经济,因为梧州是广西的一个商埠、港口,梧州的经济在广西是举足轻重的,很多工业都在那里,火柴厂、制革厂、皮箱厂等等,我参与经济调查。在那里搞了一个多月,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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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现在搞经济人类学是不是有点基础在那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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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也可以这样说,对我现在搞经济还是有影响的。但那时很可惜,没搞几年学问“文化大革命”就开始了,我被下放了。因为通志馆被撤销了。我下放到马山去当中学老师。我是学历史的但不给我上历史课,那时说历史不重要,让我上语文课,道理就是文史兼通,学历史照样可以上语文课。不过我的语文课也上得挺不错。那时我所在的马山县古零中学,是南宁地区教育革命点,青海、海南、南宁、广西其他地方的人都去参观。参观要搞试验课,我上过几次试验课,还是挺受欢迎的。1978年调回广西民族学院民族研究室。?
徐:那时韦章平老院长还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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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他很关心我们,经常到我们研究室去讨论工作怎么开展。1978年是广西壮族自治区成立二十周年,搞大庆。我们研究室分工,一部分搞展览,筹备成立民族展览室,由姚舜安教授组织;另一部分就是撰写文章,在报纸上发表,宣传民族政策,介绍广西的少数民族;还有的就是编写壮族历史人物传。我参与壮族历史人物传的撰写、统稿,这事完成之后就编写教材《民族理论与政策》,学校说这是重头课,全院要开。到1983年,我被任命为民族研究室主任。研究室开始的负责人是姚舜安,后来是陈衣,陈衣是科研处副处长,苏茵处长调走以后他就是处长兼民族研究室主任,他退休后就是我来做。我做主任后,1984年就把民族研究室升为民族研究所。
徐:这是战略性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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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升为研究所后就开始着手学科建设,首先是进人,搞队伍建设,你是1985年进来,同时进来的还有玉时阶、龚永辉、郭寿祖他们;再就是找钱,搞课题,就这样做起来了。1995年研究所改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我做到2000年5月份退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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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您把研究所改名这一点在全国开风气之先,现在中国社科院的民族研究所也改为民族学人类学研究所了。1986年您去香港参加第一届国际瑶族学术研讨会,您带了一套人类学教材回来。从那时起您就开始在我们研究所提倡学习人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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