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百八十七篇 大连地区考古学史研究（四）

（续）第二期文化遗存揭露出房址8座，灰坑1个。石器共142件，有斧、锛、刀、铲、钺、剑、镞、球、磨石、网坠、有刃器，纺轮等。其中，石钺、石棍棒头、石镞等兵器数量较多。其他器物还有骨锥、角锥、角匕等。陶器以夹砂灰褐陶为主，大部分为手制，个别器物口沿经过轮修，器形主要有壶、罐、豆、簋、灶圈、器座等。大型陶壶、陶罐是第二期遗存的主要陶器。圈足、假圈足和刀削三瓣圈足，以及弦纹刺点和外贴泥条形成的凸棱纹等装饰，是第二期遗存陶器的主要特点。这些特点与双砣子三期文化，尤其是羊头洼遗址的同类器物相同，年代也与之相当。1980年8月上旬，辽宁省博物馆许玉林、旅顺博物馆许明纲发掘新金县双房墓地。该墓地包括石棚6座、石盖石棺墓3座（许玉林、许明纲：《新金双房石棚和石盖石棺墓》，《文物资料丛刊》第7辑，文物出版社1983年；许明纲、许玉林：《辽宁新金县双房石盖石棺墓》，《考古》1983年第4期）。2号石棚出土有经火烧过的人骨和夹砂红陶网格纹壶1件、石纺轮1件。6号石盖石棺墓出土随葬品有曲刃宽叶柱脊青铜短剑1件、滑石斧范1套（两扇）、叠唇深腹陶罐2件、钵口有耳圈足陶壶2件。6号墓出土的青铜短剑，与以往发现相比，剑身较短，尖节距尖部很近，约占剑身的四分之一，形制比较原始。所出土的陶壶等器物，在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开原李家台石棺墓中都有发现，具有明显的地方特点。需要提及的是，前述双房石棚与6号墓共处于同一墓地，因此，二者的年代当不会相差太远，6号墓出土的陶器与于家村上层和上马石上层类型有联系，年代也有向前提的可能。其他比较重要的考古调查和发掘还有1982年在瓦房店市长兴岛发现的药王庙遗存（刘俊勇：《辽宁瓦房店市长兴岛青铜文化遗址调查》，《考古》1997年第12期）。文化特征为石器以双肩石斧、双肩石钺、双肩石锛为代表性器物，陶器以叠唇深腹罐为代表。年代为距今3000年左右。1992年3—4月，大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组织旅顺博物馆等组成考古队，发掘大连旅顺大潘家村遗址，先后参加发掘的有旅顺博物馆许明纲、苏小幸、刘俊勇、王瑽、王嗣洲、郭永军、王梅、殷红，庄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孙德源，普兰店市博物馆付文才等。揭露房址7座、灰坑7个、儿童墓葬1座、西汉墓葬3座，出土器物500余件（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刘俊勇）：《辽宁大连大潘家村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94年第10期）。年代相当于小珠山中、上层之间。历史考古方面，主要有汉魏墓葬的发掘，以及辽金元明遗迹和文物的发现。1972年5月，藉举办旅大市文物干部学习班之机，对营城子石板墓进行清理。该墓平面呈“品”字形，由墓道、前室和两后室组成。墓中出土有陶罐、鼎、盆、盒、碟、案、灶、井、房、楼和铁镞1件、五铢钱1枚。陶楼通高54厘米，分为三层，第一层正中有一长方形门，在第一和第二层的四角各有一斗拱；在第二、三层的四面各设一长方形窗，底部各留一长方形孔，以备各层之间连接。2层顶部均出檐，由筒瓦铺成，前面有圆形几何纹瓦当。楼之四角和门、窗四周以及斗拱均绘红彩。第二层的底部阴刻隶书“高楼”二字。年代约在魏晋之际。1975—1978年，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先后对新金县花儿山陈茔、乔家屯、姜家屯、西北山等处20多座贝墓进行发掘。其中陈茔、乔家屯7座贝墓的材料已发表（旅顺博物馆、新金县文化馆（刘俊勇）：《辽宁新金县花儿山贝墓第一次发掘》，《文物资料丛刊》第4辑，文物出版社，1981年），其余材料尚待发表。已发表的7座贝墓，分为西汉前期和西汉中晚期两期。西汉前期以花儿山M1为例，随葬陶器中有鼎、盆各4件（红、灰各二），盒、壶各2件。除各2件红陶鼎、盆外，其余灰陶器均施绿彩为地，其上再以红、白、赭石等彩绘蟠螭纹、几何纹图案。这种鼎、盒、壶、盆组合与中原地区鼎、盒、壶组合如出一辙，其年代为西汉前期无疑。西汉中晚期以花儿山M7为例，墓室长4.8、宽4.4、深1.8米。夫妻合葬，均有木棺，女性死者棺上原有缀有鎏金铜柿蒂泡钉的皮质饰物；男性死者身上盖有5层皮质物，身下还铺有皮质物。两棺之间和女性死者脚下置有大量的随葬品，有彩绘盖壶、盒、洗、盆、魁、灶、耳杯，鎏金铜贝鹿镇、车马具模型，铜带钩，漆樽、案、钫，石板砚，以及五铢钱等。陶器组合除具有前期鼎、盒、壶、盆外，新出现了熏炉、灶、耳杯等新器类。花儿山M7陶灶呈圆形，是同类器中较早者；墓中所出的100枚五铢皆为满城汉墓